台灣金融市場嚴格管制的結果，讓國外最簡單的新商品都要經主管機關核准，才能進行銷售；在經過一定的官僚程序後，攸關市場時機的金融產品也已過時，所以台灣很難出現創新的金融商品。
席勒的︽新金融時代︾主要在談﹁保險﹂概念，在他的觀點中，保險可以運用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他甚至認為，只要善用保險觀念，沒有一個金融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只是要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整合。
稍有財務概念的人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可分三塊：左邊是資產、右邊上半是負債、下半是權益；當資產升值時，扣除負債後，剩餘的部分便歸到股東權益裡。不過台灣的可轉債︵ CB，可轉換公司債︶較為不同，當股價跌到一個程度，CB 的轉換價也會往下調整，這就是加入選擇權的概念。
金融商品基本上可分為四類：一是現金、二是負債、三是股票、四為選擇權；其中選擇權為前三者所衍生出來的權利，而期貨則屬於現金與負債的衍生物。因此不論是負債、權益、外匯、房地產、不動產證券化或可轉債等，都可涵括在內，再視比重分配調整，便可有效規避風險。
傳統的保險商品有保障期限，如某個期間內被保險人身故，保險公司須理賠給受益人；一旦過了保險契約期間，便失去這層保障；至於我們熟知的終身壽險則屬全險性質，契約直到被保險人死亡為止。至於最近流行的投資型保單，則又包含了其他金融商品。
為什麼投資型保單會大賣？因為現在的利率太低，對保戶而言，傳統保單的保費相對比以前貴許多。換言之，現在買的保單，等於要接受未來長期的低利率保障，可是長期利率不見得一定維持在低檔，業者便針對不滿足低利保單的人，設計投資型保單，將部分保費轉到其他報酬率較高的資產，以吸引低利時代的消費者。
在保險︵尤其是全險︶產品部分，傳統產品都按照長期利率定價，其實並無規定一定要以利率為基準，也可以用股票平均表現、國外平均利率，或將各種相關或不相關的指標︵ benchmark ︶混在一起，這樣或許更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過去我們習慣了固定式產品，其實並不僅有這種選擇，只不過對保險公司來說，定型化保單比較好賣，業務員也比較容易理解。可是新金融商品推陳出新，儘管新商品不一定比舊商品好，但還是要保留彈性調整空間。
席勒所延伸的保險概念，雖然不見得可以百分之百精確預知未來，但只要預估未來發生某一事件的可能性有多高，便可以設計出相對應的保險；比方說未來二、三年， 失業的可能性有多高？當明年的 GDP ︵國內生產毛額︶分別在六％、五％或四％時，對業務有什麼不同影響？公司的績效可能有哪些變化？由此，便可以算出失業的可能性，再依此設計保險需求。
另外，個人也可將未來收入證券化，等於現在就將自己未來二十或三十年所得落袋為安，同時也需將貨幣的時間價值納入考量，所以會打折扣而折算成現值；雖然這個理論聽起來有點玄，但其實這種產品已經存在了。
英國歌手 David Bowie ︵大衛鮑伊︶推出多首熱賣歌曲， 到現在仍持續播放與銷售。David Bowie 可以根據他過去一段時間所產生的收益，推估未來某個期間可能創造的價值，折算為現值，然後找一家投資銀行幫他規畫證券化商品，並在資本市場銷售。同時，他還需要一家保管銀行，將未來收入都歸入保管銀行的專戶，再分配給購買其收入證券化的投資人。
這樣的概念來自一般唱片公司培養歌星的方式，當歌星還沒沒無聞時，唱片公司便培養他們，等成了氣候，歌手收入的一部分便歸唱片公司所有。美國職業運動發達，職業運動員的收入不低，不過除了﹁比賽﹂這件事，其他都有經紀公司幫忙打點，所以在職業運動員的收入中，經紀公司也要抽成。
雖然一般人的收入不像 David Bowie 這麼高，所以不容易做到收入證券化， 不過現在因為資訊發達，人的行蹤比較容易掌握，所以也絕非不可行。事實上，房屋貸款也具有這種精神。雖然銀行有房屋的抵押權，但是銀行絕不希望落到拍賣房子抵債的地步，而是希望能從未來收入中，逐步收回應得的債權。
每個人都希望很有錢，可是通常當我們最有錢的時候，都已經是最老的時候，除了看病外，幾乎沒有力氣花大錢了；反而年輕沒什麼錢時，是開銷最大的階段，要成家、買房子、買車子、養小孩，可是卻沒能力提高生活品質。如果能靈活運用這樣的觀念，或許我們可以開發更好的金融商品，預支未來的收入，以應付當前龐大的支出，提高生活品質。
席勒還強調一點，金融商品不見得是先進國家才能開發，因為先進國家的思惟模式已經固定僵化，不容易更改，不少新東西其實是在未完全發展國家中誕生的。三百多年前的日本還相當落後，但是為了建構稻米的產銷機制，發明了稻米期貨，這就是全世界最早的期貨商品。
另外，巴西過去通貨膨脹嚴重，政府為了籌資，便發行與通膨率連動的保障實質利率債券，即不論通膨率高低，債券利率保證加碼若干；比如保證加碼二％，當通膨率為一○％時，債券利率便為一二％，若通膨竄升到一五％，債券利率便升為一七％。
不過巴西政府的創意產生利益衝突，因為早年所有經濟數據幾乎都由政府機關掌握統計，如果通膨率估得高，政府付的利息也高；而通膨率低，政府的負擔也會減輕。一般人多相信，誠實不是政府的天職，所以這批債券一開始自然乏人問津。
巴西政府為了籌錢也絞盡腦汁，後來決定由私部門進行統計工作，以昭民信；哪一個業者對經濟數據算得最準，便以其數據作為指標，於是統計數據竟然也民營化，這完全是始料未及的結果。
看到這些例子，台灣的思惟應該要更開放，不要認為我們只能引進別人的舊發明。在網路時代、資訊發達的此刻，連我們吃的藥，如威而鋼、百憂解、除皺紋藥等，都可以量身訂做以提高生活品質，但是我們的金融商品卻仍是老東西。
台灣金融市場嚴格管制的結果，讓國外最簡單的新商品都要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才能進行銷售；但是政府單位通常是對市場變動最冷漠的組織。同時在經過一定的官僚程序後，少則半年、多則經年，攸關市場時機的金融產品也已過時，所以台灣很難出現創新的金融商品，最新的也都落後國外半年的時間。
台灣金融市場的另一個問題是，政府不但管得緊、也保護得太好，一些早該倒閉的金融公司，因為政府﹁不准﹂它倒閉，所以經營得再差，還是生存得不錯；由於有政府相挺，壞銀行的資金成本與好銀行差不多，表現不錯的銀行反而沒有因此占到便宜。同時，壞銀行只要﹁活著﹂就好了，好銀行卻還得投入人力、物力、財力研發新商品，卻得不到應有的回饋，導致大家的報酬率一樣低，看不出差異性來。
開發新商品，最重要的是風險管理，而風險管理即是定價；先要評估新商品的風險有多高，再者要評估定什麼價錢才足以吸收風險，並能產生利潤。多數人都誤以為有風險的事不能做，其實正確的觀念應該是，有風險的事不是不能碰，只要確定風險有多高，有沒有可從其他地方賺回來的可能性。
問題在於，台灣銀行業連最基本簡單的存放利率︵與取得資金成本有關︶風險，都因政府嚴加管制而無法掌握，更別談其他風險性更高的業務了。所以在參加席勒座談會當天，我便提出，台灣有二十一世紀的經濟，背後卻是由十九世紀的金融系統在支撐的理論。
其實台灣金融自由化的速度已經比以前快很多，兩年前才成立金控，最近又將掀起金控合併潮。不過我們不能只跟自己比，外面的環境變化比台灣快許多，台灣不能只比以前好，也不能只跟上國外的腳步，要找出自己的利基並超前，否則就永遠只能跟在別人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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