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不能與政治脫鉤 P.20

既然成為金融問題，想解決就一定要承受不小的痛苦。任何經濟都有其自然成長率，這部分與生產力有關；經濟成長的要素很多，包括資本投資、教育水準、公共建設、司法制度、交通設施等等；由於擁有不少變數，所以三年到五年的短期間內，常常會看到經濟突然超過自然成長率，這是因為信用膨脹之故。

一九八○年代的台灣，資金滿地流竄，經濟快速成長；到了九○年代，經濟本應趨緩，就像日本一樣。台灣的超高成長原本與日本如出一轍，貨幣供給增加，股票、房地產價格大漲。可是九三年起，台灣的發展卻與日本分道揚鑣，基本原因在於台灣電子業的發展比日本成功；而且我們也在那時先後開放十六家商業銀行的成立；新銀行一成立便積極擴大放款以追求利潤，造成信用再度膨脹。所以過去這十二年台灣經濟不像日本這麼差，有很大的原因是拜信用膨脹之賜。

但是經濟基本面的成長率與實際成長率之間的落差終究要拉近的，或者說，因為信用膨脹而增加的成長率，未來一定會吐回去的，這就是所謂去泡沫化的過程。在這方面，東南亞的改革算是比較積極的，台灣則因為金融開放而稍稍避開了這股壓力；不過該來的總會來的，三年前、五年前台灣不用改，現在卻似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一般而言，銀行的內容可分三塊，一是資產，包括放款在內；二是存款，通常會低於資產；第三塊則是股本。照理講，存款的價值不會改變，不管通膨或通縮，一百元存進來，加計利息後，還是一百元；資產的價值則受通膨通縮的影響很大，通膨時賺大錢，經濟萎縮時，便容易賠錢，接著便出現資產跌價、呆帳增加的結果。這時便需要股本作為獲利起伏時的調節閥。

通膨時，股東的獲利最大，因為資產膨脹的速度大過利息的支出，多出來的部分全是股東享受；因為槓桿的影響，資產還會出現倍數膨脹的現象；比如資產若為股本的十倍，當資產價值上漲二％時，股東價值便等於有二○％的成長。這也難怪在八○年代大盤指數上漲十二倍，但是銀行股卻成長了二十倍之多。

然而夏天過了，秋冬總會來；在經濟萎縮的時代，資產價值也跟著縮水，這個損失也應由股東權益優先扣除才算公平；當資產下跌二％時，股東價值便損失一二．五％； 一旦資產價值下跌八％，股東權益便全都沒了； 這就是資本適足率（BIS )的觀念。一旦連股本也不夠扺資產虧損的部分而歸零之後，就開始要吃存款戶的錢了。

農漁會信用部屬於合作社的性質，把錢存進去後便成為會員，然後就擁有貸款的資格；基本上合作社沒有股本，擁有的都是存款；或者說沒有存款，手上的錢全是股金，端看如何解釋而定。政府想要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問題，由於沒有股本作緩衝，存款的農漁民將直接蒙受損失，而且損失不小；因為信用部的帳面逾放高達兩成％以上，如果認真清查的話，實際的呆帳率可能更高。

其實農漁會信用部是解決金融問題一個很好的開始，因為規模不大，大約只占整體金融機構放款的四、五％左右，對整體金融系統的衝擊較小。而且農漁業金融系統的架構相對單純，也比較容易建立一個解決金融問題的模式。

若以投資銀行的眼光來看，從資產負債著手，打掉兩成的呆帳，再辦理增資，信用部的問題便可解決大半。然而由於信用部沒有股本作後盾，所以一處理便直接將虧損轉嫁到存款戶身上；農漁民的生活已經夠苦了，又受到加入 WTO、政府減少補助的衝擊，日子愈來愈難過，若再清算信用部，這次當然要上街頭抗議了。

到目前為止，亞洲國家面對金融問題有兩種處理態度，一是韓國模式，一是日本模式。 韓國採取直接處理，儘管起初也是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 IMF 的逼迫，但是銀行在快速清算股本後，政府發行公債注資，然後再賣給外資或國內財務健全的財團，使得銀行有起死回生的機會。

這招跟美國在八七年至九二年的處理模式相彷；美國花了約五年的時間，由 RTC（金融重建基金)強迫收購銀行呆帳，並直接反映在銀行淨值上面；如果銀行股本因而低於八％，RTC 便協助銀行增資，但是其股權將被迫釋出，原有股東的股份便遭到稀釋；如果原有經營團隊有問題，便予以撤換。若是股本不夠抵掉虧損，便動用存款填補漏洞；這才解決這個令人頭疼的問題。

有了美國經驗，IMF 也要求韓國比照辦理，初期阻力自然不小，但是如今看來，韓國經濟快速復甦，也不能不歸功於金融改革的震撼療法。今年韓國經濟成長率高達六％之多，直逼中國大陸，在全球景氣低迷之際尤顯耀眼。

日本也不是不想改，但是未採用 RTC 模式，而是走 AMC （資產管理公司)的路子。 日本的 AMC 由銀行轉投資，其以百分之百的價格向母銀行購買呆帳，一時間銀行也是逾放猛降，一副前景亮麗的模樣；可是三、五年後，AMC 沒錢了，轉投資 AMC 卻成了銀行的另一個大包袱，眾家銀行不得已只好再把呆帳從 AMC 手上買回來。整個過程就像把左手燃燒的報紙交給右手，等到右手受不了了再交回給左手一樣，成為國際金融的大笑話。日本無心面對問題的下場是，過去十二年經濟的平均成長不到一％。

至於東南亞國家一開始也是走韓國模式，像泰國銀行打銷了很多呆帳，只是路沒走完全，到了半途就停下來了。而新加坡儘管決意要按西方模式解決本身的金融問題，奈何新加坡的大銀行多有貸款給東南亞的大財團，受到不小的拖累。新加坡的政治安定、儲蓄率高、管理金融市場的能力強，只是人口太少，發展規模有其極限，所以只能在金融業、服務業打轉。

回到台灣，政府若有心解決金融問題，首先要講清楚，這一刀動下去會產生多少損失？損失將由誰承擔？責任該由誰來扛？呆帳要以什麼價格買？增資要用什麼價格？原來股本的股份會被稀釋到什麼程度？其次是存款若發生損失，是要由存款戶自己承擔，還是由國庫補貼？第三是重建財源如何籌措；若是發行公債挹注，形同由全民負擔，也要事先溝通清楚。

總之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有，但是一定要付出代價，而且還要先取得各政黨、各利益團體最大多數的共識，以免做了一半又反悔，造成的傷害就更大了。在此同時，政府也要破除民眾「銀行不會倒」、「存款百分之百保障」的錯覺，民眾必須為自己的理財行為負責，政府不應再提供全額的保證。

（谷月涵的電子信箱： mrtaiwan@mrtaiwan.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