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六日，東吳大學將度過她的第一百個生日。
東吳大學原名為「東吳大學堂」，是由美國基督教監理公會( The MethodistChurch )於西元一九○一年三月所創立的。「東吳大學堂」並未在中國立案，但在美國的田納西州立案為 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原想以蘇州為中心另辦許多大學，後來此構想沒有實現。到了一九○八年，才將英文名稱改為Soochow University。
十九世紀末，正是外國勢力在中國最強大的一段時期，當時滿清政府為了救亡圖存，在一八九八年成立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引進西學，但在學制上仍研習中國傳統，一直到「東吳大學堂」成立後，中國才出現第一個真正採行西方學制的高等教育學府。
中國第一所西制大學
根據中研院近史所院士張玉法的研究，從一九○一年到一九四八年間，西方教會一共在中國成立了十六所私立大學，其中十三所歸基督教所有，三所屬於天主教這些教會學校引進了外國的大學制度、高等師資與新學課程，推行男女同校，對中國的大學造成了深刻的影響，而東吳大學更以其開明的傳統，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創下不少「第一」的紀錄。
東吳大學是中國第一所頒授正式學位的大學。一九○七年，東吳大學頒授了中國第一個學士學位(文學)，一九一七年頒授中國第一個碩士學位(化學)，並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頒贈榮譽博士給王寵惠、馬寅初、張菊生、趙紫宸等人，這在當時皆可謂創舉。私立大學開始實施西方的學位制度，對公立大學產生了衝擊，但公立大學真正依照國際慣例，分學士、碩士、博士三級授予學位，卻是遲至一九三五年之後的事。
東吳大學開明自由的傳統，是聖約翰、齊魯、燕京等其他教會大學難以望其項背的。當時，教會學校都會要求學生參加宗教活動，但東吳大學早在一九二○年代中期，就首創各教會大學之先例，把有關學生每日參加祈禱會、星期日到教堂做禮拜等規定改為自由參加，並將宗教科目由必選改為選修。
一九二七年，東吳大學首度招收女生，同一年中，正式向教育部立案登記為「私立東吳大學」，改選董事會，由江長川擔任董事長，並聘任楊永清校長，這是各教會大學首次由華人擔任董事長及校長，也使教會大學邁出了管理在地化的第一步。
北朝陽南東吳 獨霸學林
在學術研究方面，東吳大學不僅走在各新式大學的最前端，在一九○六年開辦了國內第一份學報及學術性刊物，同時也是各教會大學中第一個辦理法學院、出版法律刊物的大學。一九一五年，東吳大學成立了學院，強調比較法學的課程，並採「案例研究」的教學方法，首創「模擬法庭」，供學生在校最後一年實習訴訟。
當時，中國設有法學科目的大學約有二十餘所，大部分屬於「大陸法學派」，以朝陽大學為代表，畢業生多為法官，東吳大學卻獨樹一幟，以英美法學為教學重點，而且在招生對象上限定必須先完成大學兩年的學業，修業三年畢業後，經學校介紹可赴美國留學。
東吳法學院的教授吳經熊、盛振為、黃應榮、孫曉樓等人皆為當時法界理論的權威，他們講課多半中英夾雜，也有少數以英文全程教學並要求學生用英文對答。由於訓練過程頗為嚴謹，加上學生精通英語，使得東吳法學院從一開始即享有很好的風評，畢業生也具備與當時租界或外商企業周旋的有利條件，因此在上海掛牌當律師的相當多，不久即在司法界形成一股英美法學派的新勢力，贏得「北朝陽，南東吳」的美譽。
東吳法律系畢業生任職法官的人數較少，其中比較知名的有查良鑑和何世楨。查良鑑曾任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書記長，來台後先後擔任最高法院院長及司法行政部部長，他的堂弟查良鏞也是東吳法律系的校友，不過查良庸後來並沒有從法律的相關工作，而是以金鏞為筆名，成為華人圈中最受歡迎、也最有影響力的武俠小說「至尊」。
東吳法學院另一項為人津津樂道的事，是開授非法學科目的名教授群，其中尤以胡適和詩人徐志摩最具話題性。胡適的口才和幽默吸引了眾多學生的青睞，而徐志摩每次到校授課，都由陸小曼開車接送，也非常引人矚目。
教育弦歌 百年不輟
除了法學院外，東吳的生命科學研究，在當時的學術界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東吳大學可說是中國生物學師資最重要的養成所，生物系歷屆校友赴美留學歸後，大多在各大學任教，而其生物材料所所製造的各種動植物標本及實驗用品，也成為各大學及中學重要的教學器材。東吳校友迄今當選大陸「中國科學院」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的前後有三十餘位，其中生物學門有九位。由此可見，當年的東吳生物系在中國的學術地位有多重要。
中國對日抗戰時期，東吳大學曾先後將校區遷到上海西藏慕爾堂、廣東曲江及重慶等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結束，九月開學時，東吳師生已將法律學院、文理學院分別遷回滬、蘇兩地，是所有教會大學中最早復課的。
東吳大學之所以能在抗戰時堅持辦學，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忠誠同學會。當時，有些教職員和學生設法撤退到上海，在公共租借繼續他們的教育工作，而在重慶的東吳同學會也出面協助撤退到當地的法學院師生，並準備了一棟房屋給他們上課和居住。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東吳大學的旅台校友也同樣發揮強大的向心力，積極在台推動復校工作。一九五二年，中共在大陸進行大學院系調整，將在上海的東吳法學院併入華東政法學院等校，並把蘇州東吳校本部改為江蘇師範學院，東吳大學之名自此在中國大陸絕跡，但在一九五一年八月，東吳即已在台復校，可以說，百年來，東吳大學的教育弦歌無一日中輟。
一九五○年代初，台灣僅有國立台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台灣師大前身)、省立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和省立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四所大專院校，復校後的東吳大學是台灣最早設立的私立大學。
由於當時的法令限制，東吳大學一開始復校時，僅能以東吳補習學校之名掛牌招生，由於資源困窘，連在台北市漢口街上的校舍都是向校友唐聲海相借的，家具和文具也是校友捐的。名義上雖是補習班，但課程的編排及教授都是按大學制度、標準而定的。東吳補習學校的第一屆分設法政、商業會計、英文、比較法律等科，招生九百餘人，所聘的教授幾乎都是在台大上課的名師，有些專業人員和學甚至自願不支薪水前來開課。
在台復校 掛狗頭賣羊肉
東吳補習學校不僅師資一流，學生素質也很高，曾任財政部長的陸潤康、白培英，現任國民大會代議長陳金讓及崇友實業創辦人唐松章等人都是當年的校友。
雖然經費拮据，但校方仍以「講制度、重誠信」的嚴謹態度來辦學。陸潤康就憶道：當時教室與教室之間緊隔著一片木板，根本談不上任何隔音效果，可是老師的鐘點費，東吳向來是準時發的。唐松章也說：當時學校為了鼓勵優秀學生，還特地設立了獎學金制度，第一名為三百元，就當時的薪資水平而言，算是一筆相當高的金額。
由於辦學成績斐然，學生紛擁而至，媒體甚至讚譽補習學校為「掛狗頭，賣羊肉」。也因此，在一九五四年，教育部特許其復校。不過，東吳卻一直未獲得教會的支持，監理公會後來在台創辦了東海大學，由於東吳的董事會和校友們堅持不願依照教會的意思併入東海大學，使得東吳大學雖成為十三所大學中唯一在台復校的大學，但也從此與教會脫離關係，並且因為失去教會的金援而長期陷於經費不足困境。
一九五八年，東吳大學遷至外雙溪，一九七一年，又買下台北市延平南路書院土地作為城中校區，到現在已經發展成擁有文、理、法、商、外語五大學院的完整綜合大學。在資源長年短缺的情況下，東吳大學能有如此的發展，除了董事會及校友們的支持外，石超庸、桂崇基、端木愷、楊其銑等歷任校長的努力，實在功不可沒。
在任職十一年中未曾增加新科系的石超庸，為東吳大學的教學水準墊下基石。端木愷則承先啟後，擴大院所，廣徠良師，讓東吳的學術研究紮實生根。端木愷生於民國前九年，畢業於東吳法學院，在長達十四年的校長任期內，他一直都是義務校長」，未領分文薪水，只以過去當律師的積蓄貼補度日。不僅如此，端木愷在退休前，還變賣了自己的骨董、字畫、住屋等，將所得一千三百萬元台幣，全數捐給東吳大學，作為獎助學校教師的出版與研究基金。
端木愷為了辦學到處募捐
曾戲稱自己是「專業乞丐( Professional beggar )」的端木愷，運用了各種關係，親自為募捐四處奔走，不少校友、工商界人士，甚至外國人都為之感動，紛紛慷慨解囊，安素堂、音樂館、圖書館、男生宿舍等校園建設，都在他手下完成，音樂、哲學、日語、德語等多個東吳知名的科系，也是因為他的堅持才得以創系。
東吳大學的法律系延續了在大陸時期的傳統，以比較法、英美法及模擬法庭取勝，而後又在李模的推動下，創辦學士後法學教育班(法碩乙)，校友們在台灣的檢警、司法界大放光芒；而東吳的會計系也是人才輩出，多年來在會計界引領風騷。
東吳大學是國內最早創辦會計學系及會計研究所的學校，在教學上特別重視會計學與管理學的結合，自一九五四年成立至今，共有六千多名畢業生，人才遍布各大會計師事務所。中國信託銀行董事長辜濂松、台電總經理郭俊惠、資誠會計事務所負責人賴春田以，及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所長魏永篤，都是東吳會計系的校友。
回憶過往的求學情景，會計系的校友們大多對系上嚴苛的教育方式印象深刻。在六、七○年代，東吳會計系除了規定「學生缺課達上課總時數四分之一者，學業成績一律不及格」外，老師的把關態度也很嚴格，能順利在四年畢業的學生通常不到三分之一。魏永篤就提及，當時系裡流行一句歇後語：「四年畢業是反常，五年畢業是正常，六年畢業也是平常。」反映出學生自我調侃的心情。
事實上，不僅會計系如此，整個東吳大學的學風都以「嚴謹」著名。在五○年代石超庸擔任校長任內，東吳每年都要淘汰掉百分之二十五的新生，許多董事對這種做法採反對意見，但石超庸卻很堅持地說，他不想把東吳大學辦得像一個學店，用幾千塊錢就能買到一張文憑，如果學生程度不夠高，他將不惜淘汰掉半數，以維持校譽，否則他寧願辭職。
受到嚴謹學風的影響，早期的東吳學生的求學態度也都很認真。一九七○年畢業於東吳經濟系的中油董事長陳朝威就回憶道：有一次巫永森教授所出的會計學考和會計系一模一樣，一考就是四個小時，結果全系一百多人中只有十一個及格，而他就是以六十分名列十一名﹔因為考試很難，大家都不敢隨便鬆懈，所以他念在東吳念書的那個時候，幾乎每隔一陣子就開夜車，一次便開個二、三天，儼然成為系上的風氣。
除了法政科系外，東吳大學的英語、中文、音樂等科系也頗富盛名。曾任東吳大學校長的楊其銑、現任工商時報發行人周盛淵、國際開發董事長高建文、世界望會會長邵慶明、佛光會副會長游象卿等人，都是英文系畢業的校友。而中文除了培養出英文中國郵報(China Post)的社長兼發行黃致祥外，更造就出張曉風、吳繼文、廖玉蕙、阿盛(楊敏盛)、路寒袖、張曼娟等作家。
在大陸，東吳校友的勢力也不容小覷，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前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費孝通、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寅初、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倪征●、香港大法官楊鐵樑、生物學家談家楨、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政道，以及國學大師錢仲聯，都是知名的老東吳校友。
第二個一百年精緻化經營
值得一提的是，蔣家似乎跟東吳大學特別有緣，畢業於東吳法學院的蔣緯國，在東吳復校後，曾經擔任過七屆董事。章孝慈、章孝嚴兄弟不僅分別就讀於東吳的法律系及外文系，還一同加入了東吳的「大學詩社」。先後擔任過東吳法律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及校長的章孝慈，更在他去世前的最後十年時間，全部奉獻給東吳大學。
走過二十世紀，東吳大學即將在千禧年邁入第二個一百年，在下一個世紀裡，這所中國的第一個大學，又將如何繼續書寫它的歷史？
談到未來的願景，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表示，將朝「利用地利」及「精緻化經營」兩大方向，將東吳大學建設成兼具國際化視野及高水平教學品質的綜合大學。
劉源俊說，東吳大學發展的最大瓶頸就是校地不足。東吳大學的外雙溪校區不過十三多公頃，城中區也只有一公頃左右，跟其他大學比起來，校地實在是小得可以，因此每一個發展計畫都得符合「精緻經營」的要求。
目前東吳大學已積極在外雙溪校區附近物色適合的土地，但若要承購，還得先通過經費籌措的大關卡。因此，校本部將先配合台北市政府的都市計畫，認養外雙溪的清水公園以及東吳後山的森林公園，讓校園腹地往外擴延，並充分利用兩個校區之間的「文化動線」，把故宮博物院、天文科學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國家圖書館等機構納入教學資源網。
在教學研究方面，劉源俊說，東吳大學將增設法文系、地球科學系、大眾傳播系及大陸法、國際法等法律碩士學程，讓現有的五大學院更完整。而為了因應國際化的潮流，除了與瑞典大學交換學生，開放英文、日文、德文等科系的學生到國外修課外，從下學期開始，東吳大學也將開始選擇部分專業科目以英文授課。
「我們不會好高騖遠，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先做好一個教學型大學的責任，再慢慢往研究型大學的方向努力。」劉源俊的話反映了百年來東吳人嚴謹、務實的精神；也明白地點出，東吳大學在新世紀的腳步，也將如前人一樣，沈穩而踏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