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連續創業者與典範，就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創投，加上台灣創投環境與20年前差異不大，以至於年輕一代創業有成者，寧願當天使投資人或組織天使俱樂部，也不願到創投公司上班。
缺乏連續創業者與典範，就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創投，加上台灣創投環境與20年前差異不大，以至於年輕一代創業有成者，寧願當天使投資人或組織天使俱樂部，也不願到創投公司上班。
千禧年之後十年的理工頂尖人才幾乎都加入台灣科技公司，最熟悉的是深圳、蘇州、上海、北京，而非聖荷西、山景城、舊金山。
最競爭的一代成台灣科技企業最忠誠可靠的主力，固然來自台灣硬體業底氣，卻種下了在軟體與網路的創新與投資，與矽谷甚至全球都脫鉤的現象。在統計這屆同學出國人數時感觸最深，相較過往學長七八成曾赴美留學與工作，我們這屆比率不到兩成。
當矽谷從半導體與網通轉型軟體時，我們持續把人才跟資源放到硬體研發與代工製造上。雖然從結果論，創造了全球最強的硬體之島，但那個美國資金加上台灣人才放在中國政策誘因與便宜土地上的機會，不會再有。
此外，參與新創投資年會，觀察講者及與會者的分布，則證實我在台灣創投業多年後的觀察及猜想。缺乏連續創業者跟出場典範，也就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創投，更遑論台灣的創投環境，至今跟二十年前差異不大。年輕一代創業有成者，寧願當天使投資人或組織天使俱樂部、自籌基金，也不會到總經理制、只能領到年終獎金又沒有投資決策權的創投公司上班。
創投業的人才斷層跟法規老舊，其實也就是反映了科技業人才與創業者斷層的結果。最競爭的一屆卻沒有超越前面幾代的創業者，或許是政策與環境的結果。我們這批年屆五十的產業中堅，要創業自覺太老、要投資閒錢太少。該如何承先啟後、帶領轉型、邁向國際，在嬰兒潮屆退之際，也就是我輩最重要的挑戰與使命。
（本專欄由鄭博仁、詹益鑑、林家振、劉美玲共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