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臉書,映入眼簾的是新聞粉專寫著「一句話回應」、「關鍵就在這件事」。你皺眉一下,心裡抱怨:「又是釣魚標。」深感不耐的你,決定轉而打開Instagram,看到新聞媒體分享的短影片,貓咪逗趣可愛的畫面讓你心花怒放,於是你繼續往下滑,想看更多短影音。
但你有沒有想過,新聞媒體製作這些影片的錢,要從哪來呢?
上網滑手機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在網路高速發展的幾十年來,我們早已遠離報紙、雜誌,甚至不再看電視。從媒體的紙本銷售量及廣告收入變化,更證實閱聽大眾朝網路聚集的趨勢。
傳播學者調查:近十年間紙媒衰退 數位廣告高速成長
根據台大、政大、暨南大學跨校傳播學者的調查報告,在2012到2021年間,新聞業的紙本營收衰退了約50%。紙媒的「傳統廣告」收入大幅萎縮,「數位廣告」收入則從2012年的不到1%,成長至2021年的20%多。
幾乎是同一時期,網路的廣告量迅速成長,2011年時仍不到102.15億元,到了2020年竟已達到482億元,更在台灣整體廣告市場佔了65.3%。但在激烈的數位轉型震盪之下,新聞業在數位廣告獲取的營收,仍不足以彌補從紙本流失的廣告收入,從平台分潤獲取的廣告收入也非常低。
調查指出,新聞媒體的數位廣告營收之所以成長有限,主因在於Google搜尋引擎和Meta的社群平台壟斷了75%至80%的廣告收入。在2021年台灣新聞網站的流量來源中,Google和臉書分別佔了五成和三成。
數位廣告看得到吃不到 近八成都被Google和Meta「襲奪」
特別是,Google的影響力在近10年間迅速飆升,在台灣新聞網站已是最主要的導流管道。而通訊軟體LINE的導流成果,也在2012至2021年間從0%成長至3%,位居第三。
學者在報告中直指,Google和Meta兩大科技巨頭不僅「襲奪」了新聞媒體的數位廣告營收,更因為新聞網站極度仰賴Google和Meta的流量,在新聞內容的產製上,必須迎合平台的遊戲規則。
為此,各家新聞業者必須時時監控Google的流量分析介面、優化搜尋引擎,思索如何下標才能吸引眼球;小編們也必須鑽研社群平台的觸及率、按讚與分享數,持續檢討每一則貼文的流量好壞,探索其透露出哪些演算法的神祕玄機。
Google和Meta單方面決定遊戲規則 新聞業者苦不堪言
新聞業者之所以如瞎子摸象般不斷自行測試,致力「破解」演算法,主因在於Google和Meta從來沒有清楚說明「遊戲規則」,在更動演算法時也未告知具體細節,廣告收入的分潤機制更是由Google和Meta單方面訂定。而提供「內容」的新聞媒體,卻從來沒有議價空間。
主持這項調查的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指出:「很多新聞業者都有這樣的經驗,貼文被降觸及、被封鎖,甚至帳號被封鎖,無論是哪種狀況,他們都申訴無門,問了臉書的窗口也不會回答。」
流量的變現率過低 恐連員工一年的薪水都不夠付
即使努力獲得流量,賺取的廣告營收仍不足以完全支撐起一家新聞媒體的運作。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陳依玫比喻,可能5億次的流量,才分得到2000萬元的收入,但一家電視台的新媒體部就有100多名員工,這2000萬元「連一年的薪水都不夠付」。
然而,新聞媒體賺取不到足以生存的流量,是因為沒有跟上時代,做好「數位轉型」嗎?事實上,台灣的電視台早在2003年就開始數位轉型了。陳依玫說,許多電視台2003年就設立數位內容部,曾製作口袋電視、和Youtube合作做新聞,也有數據分析的能力。
「但不管我們怎麼做、做得再好,我的變現率還是很低,關鍵在於平台的遊戲規則不公平。」陳依玫說。
學者:「數位轉型」不應該等於平台設下的規定
「現在有點像是,平台最大,它掌握了所有話語權跟渠道,訂定了所有規定。」台大新聞所助理教授蔡蕙如說,「但『數位轉型』不應該等於臉書、Google、Instagram、Tik Tok所設下的這些規定。」
蔡蕙如觀察,其實臉書早年的導流效果非常好,因為一開始臉書沒有用戶,需要媒體提供內容來吸引民眾,但當用戶增加後,新聞媒體變得依賴平台,最後只能按照平台的演算法追逐流量。
在數位平台以「流量為王」作為唯一準則下,新聞業者被迫和內容農場、自媒體、網紅們競爭流量,各種「農場標」、「釣魚標」,貓狗逗趣影片成為流量密碼,而新聞工作者秉持專業製作的「優質內容」,在網路的茫茫大海裡,卻乏人問津。
得了7座金鐘獎的優質節目 竟比不過內容農場的「釣魚標」
陳依玫舉例,東森新聞部製作人舒夢蘭的團隊,製作的《消失的王者》、《福爾摩沙守護者》等節目,已經多次拿下電視金鐘獎,但這些節目在Youtube上架後,點閱率卻遠遠不及內容農場影片。她對此深深抱屈:「它的標題怎麼會比內容農場吸睛?」
「不論Youtube、臉書,都把流量當作唯一的變現指標,這在真實的世界也很不真實。」陳依玫說:「真實世界的品牌是值錢的,可是在網路上怎麼不值錢?我今天一個7座金鐘獎的節目,跟內容農場享受到的點閱、推播、分潤的遊戲規則是一樣的。等於說我作為品牌業者,在Google、臉書創造出來的世界,是不值錢的。」
陳依玫更直言,追逐流量到最後,就是發生日本高中生到壽司店惡搞的行為。她感嘆:「Google、臉書你作為一個上帝,在你創造出來的世界,有很大的缺陷。」
演算法決定新聞內容的結果 造成內容農場、錯誤資訊氾濫
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分析,Google和Meta創造的數位平台,讓演算法來決定新聞,使新聞必須走向煽動性高、淺碟式的內容,不但破壞了傳統新聞學認定的專業價值,也造成內容農場氾濫的問題。
但事實上,社群平台以「社交」為目的,本身就不適合討論公共議題。劉昌德說,在社群平台成為民眾接收資訊的主要管道後,公共議題的討論,也被扭曲成社交的方式。
社群平台強化「同溫層」效應 更威脅民主社會運作
其最大的問題,就是造成同溫層效應,民眾出現資訊接收上的嚴重偏食,當每個人都只看符合自己立場和喜好的內容,躲在自己的同溫層裡取暖時,會越來越不願和立場不同的人對話,社會將因此趨向極端、對立、分化,愈發缺乏溝通。這對亟需社會對話形成公共決策的民主制度,非常不利。
而網路上氾濫的內容農場,更讓資訊變得瑣碎,讓民眾無法了解一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做出公允的判斷;缺乏守門人把關,亦讓錯誤資訊四處流竄,小則影響生活、健康,大則影響投票行為、公共決策。
劉昌德比喻,這就像是資訊大海裡出現太多垃圾,「這些垃圾可能讓我們做出錯誤判斷,造成財物或健康上的損失。更上一層的問題是,它無助於整個公民社會對重要議題的討論。」
當數位平台形成「類公共空間」 就有必要對平台課責
對我們的生活來說,健康養生的錯誤資訊,可能讓民眾吃壞肚子;交通規則的謠言,可能讓民眾開車時做出錯誤判斷。更重要的是,當民眾都聚集在這些數位平台上時,它就變成一個「類公共空間」,產生影響公共決策的輿論。
對於這些影響民眾生活及社會甚鉅的數位平台,更有必要要求他們負起社會責任,不應再以賺取流量為依歸,而是要建立健全的「資訊生態系」,讓民眾更容易獲取正確資訊,新聞工作者製作優質內容時,也能得到合理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