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用「財閥基因」發展生技，台灣也行？與其和韓國軍備競賽，不如瞄準「這類市場」更有利！

新冠疫苗的代工讓全世界看到韓國發展生技產業的氣魄。三星集團旗下的三星生物製劑為了拿下莫德納代工訂單，正在用最快速度蓋出全世界最大的生物藥品製造工廠。

去年11月，三星生物製劑投資14.7億美元（約410億元新台幣）的第4座工廠開工，以便啟動明年底開始的莫德納疫苗的原液生產代工單。單單這座工廠年產能就能達到25.6萬公升（編按：台灣目前最大蛋白質藥物工廠為聯合生物製藥，最高產能2.4萬公升）。完成後，三星生物製劑總產能將達62萬升，占全球CDMO（委託研發及生產代工）產能3分之1，龍頭地位更加鞏固。

韓企內建財閥基因攻代工　台企規模偏小　定調新藥研發

三星生物製劑在2011年成立，10年時間就發展成韓國市值第6大企業。它在2016年11月上市，是韓國史上第2大IPO（首次公開募股）案，募資近20億美元，「他們一開始就是用大財團的方式做，用大資本、大工廠規模去吸引國際大藥廠合作，這跟台灣生技業發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模式很不相同。」台經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孫智麗說。

三星生物製劑成立時即投入3億美元建立產能3萬公升的工廠，以電子業代工經驗跨入生技，用規模經濟、SOP控制品質、良率和成本，不難看出它想成為龍頭的決心。它發展的速度很快，2013年就與當時世界排名第3的瑞士生技製藥大廠羅氏、第15名美國大廠必治妥簽下開發營養產品或製藥等訂單，成為三星生物製劑的業務基礎。

事實上，三星生物製劑在2018年本業才開始轉虧為盈，而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更讓它業務暴增，2020年營收成長6成，達1.16兆韓元（約280億元新台幣）、獲利增加18％。公司誇下海口，希望2021年營收突破兩兆韓元。

想利用新冠肺炎的機會窗口，一舉把公司營運推上另一個高峰的韓國生技公司絕對不止三星生物製劑，另一家韓國市值第10大的賽特瑞恩（Celltrion）去年也宣布要投資4.53億美元，打造6萬公升的新藥廠。

回過頭來看台灣，當《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將CDMO放進重點扶植項目、郭台銘投資台康生技，一瞬間，CDMO模式就成為台灣生技產業的新趨勢。然而在韓國的規模已經居於全球龍頭地位時，台灣生技藥廠要如何才能追上？又或者，台灣要如何走出一條不同於韓國的道路？

寬量國際生技顧問王冠然認為，韓國生技業一開始就決定要從事CDMO，生技業的人員配置、經營理念、商業邏輯就是往代工發展。在國際藥廠大多把生產掌握在自己手上、全球CDMO市場還未成形時，韓國當時的決策確實很大膽。

台灣走上不同的道路，政府2002年將生技產業列入「兩兆雙星」計畫，大力推動生技製藥產業，向在歐美國際藥廠工作的專家招手，藥華藥、太景、浩鼎等新藥公司2002年前後在台創立。

回頭看這些生技大老如林國鐘、許明珠，當時在國際藥廠幾乎都位居開發新藥的關鍵職務，重要程度可比過去張忠謀回台前在美國通用儀器的身分，也確立「新藥」在台灣生技產業的主旋律。

不過，對於韓國和台灣生技發展政策路線的歧異，不少生技專家認為「不能以現在的成敗論英雄」，並認為這樣的歧異是商業體質不同造成的結果。

商業規模，是台韓路線差異的最大因素。韓國是由大型財閥主導的經濟模式，導致這些財閥可以統包各種產業，有足夠的資源建立規模化的產業。

孫智麗指出，去年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好不容易才向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募得20億元，今年共斥資49億元新建生物製劑廠。反觀韓國要建新廠，三星生物製劑一口氣狂砸14.9億美元，規模相差逾8倍。孫智麗形容，台韓產業結構完全不同，若從市值角度跟韓國比較，台灣生技產業永遠贏不了。

軍備競賽拚暢銷藥是徒勞　罕病、高價藥  別有生機

曾與三星生物製劑接觸的東生華總經理楊思源則觀察，台灣的上市櫃公司必須要對股東負更多責任，不能無止境地投入開發，更造就生技規模的差異。

正因台灣企業規模小，所以發展CDMO的策略也必須調整。以這次疫苗訂單為例，楊思源分析，大廠下代工單，會先審視哪家代工廠有符合需要的設備和經驗，台廠過去無大量代工經驗和大容量設備，自然很難接到大廠訂單。三星製劑則砸重金練功許久，已有不少做生物相似藥的經驗，通過很多高品質的要求，才有辦法接到訂單。

孫智麗表示，與其和韓國軍備競賽，倒不如吃下別人不要的市場。

台灣因為產能小，比較適合做小市場或罕見疾病的生物製劑；只能瞄準利基市場，不去搶做市場大的暢銷藥，因為生產暢銷藥需要大容量的產線，因此大廠也看不上小市場的藥物。

從需要客製化、大藥廠不想要開發的市場著手，這就是台灣可以切入的空間，瞄準「競爭少、市場小但是價值高的藥物」。孫智麗形容，這塊餅雖小，反而很有機會可以全部吃下。

至於新藥產業，楊思源認為台灣企業「小而精而美」，相對適合台灣。不過在經歷基亞、浩鼎案之後，還是有很多人不理解，台灣到底有沒有能力如同國外大藥廠一樣，擁有發展新藥的底蘊。孫智麗解釋，其實對於新藥，不一定要做到研發一整段完整的新藥。台灣可循智擎過去成功的經驗，引進授權（license in）和對外授權（license out），負責發展關鍵技術，將後期的臨床試驗交給國際大廠，以賺取權利金和里程金為主的NRDO（No Research, Development Only）模式。

NRDO模式符合台企特色　更能全力挹注研發實力

除了因為後期的臨床試驗太貴，新藥上市後的行銷費用更非台灣藥廠負擔得起，倒不如交給國際大廠。孫智麗認為，NRDO模式符合台灣生技業特色，可以發揮台灣企業的競爭力。

最後，孫智麗以在台灣評價生物技術的經驗觀察，台灣新藥技術來源散落於校園的某一個實驗室或是某一位醫生的研究成果，甚至有日、韓也不停來台灣挖角人才、尋找可以發展的新藥技術。她強調，台灣生技發展的多樣化與創造性，在日韓大企業的框架之下，其實是難以培養出來的成果。

由此可見，雖然台廠市值無法跟韓國相比，生技產業很難出現一家如同台積電般的護國神山，但是中小型企業顯現的活力與創新，只要政府能適時在資金、技術上給予協助，台灣生技產業並非沒有機會成為下一個經濟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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