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從郭董身上學到的！」 已故前鴻海法務長周延鵬憶當年　這幾招讓國際大咖無人敢挑戰鴻海

周延鵬服務鴻海18年　一手建立400人法務大軍

「我剛進鴻海，他（郭董）第一天有個勞基法的問題，我拿六法全書進他辦公室回答他。他說『你拿著六法全書，告訴我是第幾條。我買一本六法全書才220塊，為什麼要請你（來上班）？你告訴我。』

「這個是改變我一輩子，我不該這樣子做律師。」

在鴻海45周年紀念影片中，周延鵬細數1980年代剛進鴻海時，從郭台銘身上得到的「震撼教育」，而且在他服務鴻海18年期間，從郭董學到了其他幾個重要的法務及專利觀念。

第一，法務單位要做好專利及投資併購

根據鴻海官網的組織說明，在總公司內有六大中央管理單位，其中法務總處職司「本公司法規遵循、合約審查、智慧財產權管理以及相關訴訟案件處理」。

但在鴻海創業初期，法務單位是在周延鵬手中從無到有，才逐漸壯大至400多人。

他回憶，當時郭台銘宣示，鴻海要成為亞洲最大的連接器及線纜公司，而郭董只給他兩個任務，就是做好專利及投資併購，只是競爭者的每一家美國專利都有4000多件到6000件，鴻海一件都沒有。

「（郭董）給了幾個原則，尤其是美國訴訟，就是郭三條嘛，第一要贏，第二要省錢，第三要快。」

「聽到這樣的原則，事實上壓力很大，第一那時鴻海沒錢；第二，被告死了就沒有今天的鴻海。」

鴻海的第一場國際專利硬仗，是1989年AMP（安普科技，後更名為TE Connectivity）控告鴻海侵權，理由是鴻海出口到美國的連接器，上面用了一個金屬扣環。

根據2017年出版的《郭台銘霸業》書中所述，後來是鴻海將金屬扣環換成塑膠，才免於這場官司，但郭董沒有這樣就止步，而是要求法務處把每家重要競爭對手的專利報告買回來，投入人力下去分類及分析，找出對方專利的強項及弱點。

終於，到了1993年，鴻海反守為攻，控告安普科技違反我國公平交易法。

「第一仗跟AMP打贏了，（郭董）開始給我更多資源，所以在短短不到15年，鴻海中央法務處就從我一個人，到全球400多人。這在亞洲來講、甚至美國，都是很大型的律師事務所。」

第二，「律師也要下去工廠做黑手」

「剛進鴻海沒多久，我辦公室跟他（郭董）同一層樓，辦公室就在他旁邊。他只要看到我在自己位子上，一定會說『你在這邊幹什麼？你給我去工廠，去跟那些工程師混得很熟。因為你未來要打仗是在外面，但你不了解產品、不了解製造，沒辦法跟競爭者玩。』」

在郭台銘安排下，周延鵬不僅深入了解產線，並有專人幫他教授機械、電子、電鍍材料等專業知識，大大充實了他對於生產實務的了解。

第三，憑藉工廠實務經驗，打贏美國專利訴訟

周延鵬觀察，包括日本在內，整個亞洲都不太能在智慧財產的訴訟上對抗美國，其實「裡面有一個關鍵是，你（如果）有實務基礎，回頭來看躲在冷氣房裡專利律師寫的東西，是不切實際的，你就可以挑毛病，這是我從郭董學到的。」

他說明，若有美商用製程專利告你，他不是先去看那件專利，「而是看原告律師有沒有在工廠歷練過。假如沒有在工廠歷練過，好，我就玩死他，這是郭董教我的一個方式。」

郭台銘認為，「你在工廠待過，你知道製程的東西，是可以瞬間不一樣的。你沒有在現場幾年歷練，是不可能看穿專利背後的（道理）」。

周延鵬引述郭董的話說，對於會讀書的人而言，這些道理「就變成死讀書、讀死書，到最後是讀書死」。

國外大企業把專利訴訟當生意　鴻海學起來培養法務新人

周延鵬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虎與狐的智慧力」一書中指出，國外大公司已將專利訴訟視為一種生意，甚至訂出每年要告多少家公司、追討多少賠償金額的目標，這後來也成為他主掌鴻海中央法務處後，訓練新人的策略。

「那時我創造一個機制，所有新招募的新人（剛進來）不是寫專利，一個任務是一個月要去無效競爭對手四件的專利。這個訓練很重要，你沒有打過仗，你不會變成士兵，競爭者那時受不了的。」

「這個策略是郭董教我的，他說『周延鵬，你花時間帶著人，你跟競爭者玩，競爭者的老闆就沒時間做生意，然後我去做生意。』」

在郭董指導、周延鵬建立的法務大軍助攻下，鴻海營收從1991年股票上市時的23億台幣，到了2002年周延鵬離開時已飆升107倍至2578億台幣，去年更衝上5.36兆台幣。

太多歐美企業利用不對稱優勢　以專利戰把亞洲企業當提款機

去年3月他接受《今周刊》專訪時提到，他從業期間看多了美國、歐洲企業把亞洲企業當成提款機，認為企業若身陷專利戰泥淖裡，首先得了解「大部分企業提出的專利組合中，高品質與高價值專利，大概平均只占其中的3~5％。」

1960年後，歐美企業善用專利商戰手法，打得亞洲企業遍體鱗傷。周延鵬希望亞洲企業能少吃點虧，進而打造出AI分析工具，讓「專利戰這種不對稱的吃人世界」，能因為企業善用AI工具戛然而止，真正邁向公平、合理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