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試著思考並回顧過去歷史，鑑往知來，期許學到教訓。本文由工作夥伴江若寧（一九九○年～，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張中宜（一九八五年～，政治大學財務管理所）、黃奕穎（一九八七年～，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所）、邱政緯（一九八八年～，台灣大學化學工程所）共同撰述，與讀者分享美元危機的歷史，並探討發生後，全球經濟可能的變化與避風港。
國際收支（Balance of Payment）為經常帳項目加上資本帳項目（Capital Account），反映一國因貿易、資本流動產生的貨幣流入與流出。在過去金本位制時代，引發美元危機的最主要因素是來自國際收支逆差（BOP Deficit）的惡化。
二戰結束後，美國啟動馬歇爾計畫，由政府帶動大幅支出援助歐洲重建。一九六○年由美國政府支出的援助經費高達五十三億美元，因當時美國貿易仍處在順差情況，大幅抵銷此一支出影響，當年度美國經常帳盈餘達十五億美元；然而在資本帳項目上，由於美國資金大舉投資外國市場，當年度資本流出（Capital Outflow）為二十五億美元，產生國際收支逆差達十億美元。
在流通的美元價值遠大於美國國內儲備的黃金價值下，引發美元危機，資金大幅自美國外逃，使當年度的道瓊指數下跌九．一％，德國馬克、日圓與外國股票成為資金避風港。經過一九六○年第一次美元危機後，投資人對於美元在金本位制下的信心開始動搖，間接引發一九六八年二次美元危機與一九七一年金本位制的終結。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宣布不再採用既有的貨幣體系，自此金本位制宣告瓦解，黃金自脫鉤前的每盎司三十五美元，大漲至一九七四年的一八三美元，漲幅高達四二二％。疲弱的美元引發通貨膨脹，並且戳破當時的美股大型股泡沫──漂亮五十（Nifty Fifty），在一九七○年代有將近五十家藍籌公司大幅高估。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美國道瓊指數大跌三一．五％，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更在一九七四年暴增十一％。美元危機發生後，幾乎所有在美國的資產無一倖免，美國房地產價格在此期間亦下跌四％。
除了美國外，金本位制也使資金大幅逃離當時的主要儲備貨幣：英鎊，英國富時一百指數於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下跌五○％。資金逃往新興崛起的國家（如以製造崛起的德國、日本兩國），德國DAX指數同時期僅下跌十二％，且德國馬克相較美元大幅升值二五％；日經平均指數同時期逆勢上漲八一％，日圓相對美元亦大幅升值三○％。
如今，美國雖然長期維持經常帳赤字（二○一九年四九八四億美元），主要來自貿易逆差的影響，但是外國投資流入增加一．三八兆美元，如今，非美國家總計持有美國公債達六兆美元，即如今強勢的美元本位制是由各國央行將大量外匯存底買入美國公債，以及外國資本流入投資美國股債市場所支撐的結果。
在後疫情時代，美國、歐洲、日本相繼推出史無前例的寬鬆措施，在美國聯準會（Fed）最新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簡稱FOMC）會議紀錄上更提到，考慮祭出二戰時期的殖利率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簡稱YCC），長期壓低短中長期的債券利率。
一九四二年，美國剛開始施行殖利率曲線控制後，CPI年增率即飆升十一％；若美國開始新一輪的寬鬆措施，刺激通膨升溫，美元危機的風險可能增加，屆時，美國的資產（股匯債市）便可能因為資本外逃現象，而大幅下修。
以過去經驗來看，在美元危機發生後，只有抗通膨商品，以及財政扎實且新興崛起國家的市場能倖免於難。如今，崛起的中國市場，正積極進行人民幣國際化，並且逐步由世界工廠，轉變為科技導向的內需服務業；此外，如亞洲較成熟的新興市場（如台灣、韓國），因儲蓄率高、持有大量外匯存底，一旦爆發美元危機，這些國家或有機會成為如一九七○年代德國與日本的避風港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