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中國家庭裡，以下情景是再尋常不過的生活：年輕人躺在沙發上滑著華為手機，想著等下用手機叫外賣要配什麼宮鬥劇；媽媽輕鬆按下小米掃地機器人的啟動鍵，想著等下上淘寶買衣服有多少優惠券；爸爸可能在某間配備電視的餐廳包廂應酬，用微信掃瞄餐桌上的QRCODE點菜，順便拿起華為手機充當遙控器轉台，和客戶邊笑邊罵中國足球隊的種種趣聞。
對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中國製產品帶來的「智能生活」是方便、快捷且愉悅的。（試想在動輒零下數十度、路面結冰堆雪的寒冷北方，坐在溫暖的室內等待水餃、炸醬麵，甚至火鍋送上門）。但是，在地球的另一端，歐、美國家的嚴厲態度表達他們對中國製產品的認知：威脅，特別是對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侵害的威脅。
2019年12月，加拿大政府拘捕孟晚舟（華為首席財務官、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之女）。加拿大聯邦政府的理由是「華為在匯豐銀行的幫助下，在伊朗轉移資金，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實際上，美國政府對華為的不信任感更多來自「資訊間諜」方面的擔憂。2019年1月8日，華為員工在波蘭被捕，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根據「紐約時報」對美國情報部門的採訪，聯邦調查局在調查華為時，越來越擔心華為是「代表中國政府工作」、華為可能「以電信設備監視美國公民」，他們建議「美國人不應該購買華為產品」。
「孟晚舟事件」說明中國企業在海外發展的挑戰不僅在經濟方面。歐美國家關注中國企業背後的國家資本背景，進而擔憂中國企業是中國政府影響力的延伸。只要「間諜門」的疑雲未消，華為就必須不斷進行說服與公關。例如，華為在英國成立測試中心，供英國官員檢查其產品；在德國，華為開始允許官員檢查其工程和代碼。
僅只有擔保產品的隱私安全是不夠的，「公關遊說」成為華為拓展海外業務的重點策略。為拓展澳洲的5G合約競標市場，從2010年到2018年，華為持續贊助澳洲政界人士海外旅行的費用，包括前往華為總部（位於深圳）的商務艙機票、酒店、國內旅行和餐飲等。同時，華為也試圖運用好萊塢的影響力，像是在2016年，華為就請來「超人」亨利卡維爾和「黑寡婦」史嘉蕾喬韓森，拍攝廣告宣傳華為手機。
隨著企業投資環境伴隨著難以掌控的政治風險，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公關策略越趨靈活，最主要的4大策略包括：公關遊說、加入國際組織、贊助當地研究機構，以及與當地政要交流，以下是幾項近年中國企業在海外施加影響力的重要案例：
「華為」為鞏固在歐洲的「5G」市場，從2004年到2019年15年間，運用遊說、承諾就業與研究投資等方式，進行公關遊說。華為在歐洲14個國家設立23個研發機構，資助150多所大學，並在深圳總部招待來自歐洲的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
「中興」為迴避美國國會的制裁案，2018年6月到8月間，花費近140萬美元雇用水星公共事務（Mercury Public Affairs）為其遊說。
「阿里巴巴」為展現「制裁網路仿冒」的誠意，試圖加入「國際反仿冒組織」，爭取國際品牌的認同。阿里巴巴亦在華府進行公關活動，遊說對象包括美國貿易代表署的卸任官員、主管智慧財產權事務的白宮前官員，在2012年，阿里巴巴的遊說金額，從10萬美元增加到46萬1000美元。
儘管如此，中國企業未來在海外的發展恐怕還是荊棘遍布。可以想見，投資環境愈不利，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愈會繼續強化在歐洲、澳洲或潛在投資市場的遊說公關。但是，國際政治上的競爭與變化，仍高度左右華為的投資環境，與中國對立的陣營（美、加、澳、歐）都陸續加入「人質政治」的循環遊戲（你抓我、我抓你），意謂國家是這場牌局背後真正的操盤者。
邀請大明星來滑手機也許能成為一時的風尚，但中國政府能不能取信美國，解決貿易問題，才是華為擺脫「薛西弗斯之石」（Sisyphus）的關鍵。
在台灣社會熱烈辯論政府機關是否要禁用華為手機時，我們周邊已經默默分離成兩個世界：一個世界的人悠哉看著掃地機器人在客廳井然有序地轉來轉去，期待中國製產品帶來更多的便利與驚喜；另一世界的人在掃瞄身邊無所不在的QRCODE時不禁擔憂，早上與友人傳送的加密照片與訊息，是不是很多人都看得到。
註：在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被諸神處罰，必須將石頭推到山頂，但石頭一到達山頂又會自動滾下。
（作者為財團法人中國經濟企業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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