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內容、設計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具有絕對優勢，但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規畫，令人憂心。
兩年前的此刻、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前夕，應該沒人能預期，一場改變台灣社會的學生與公民運動，將展開序幕。之後的事情已成為歷史，我不再贅述。
太陽花世代所代表的意義，一方面表達了對代議政治、兩岸經貿與世代差異的焦慮，也反映了新經濟的本質，也就是「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群眾與數據」就是「新經濟」或「網路思惟」的核心，台灣的新政府不能看懂「新經濟」，將讓我們持續陷入停滯與失落。
也因此，當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地域規畫與規模生產方式來規畫「物聯網」、「五大產業」或「智慧經濟」，令我格外憂心。
三十年前，我們專注在硬體製造業與電路設計業，成為台灣人才、資金投入的重點。但這些戰略優勢與市場，紛紛離去。智慧手機與平板產業的軟硬體商機，我們沒能把握；網路產業更是持續失落十年。
新政府的重點產業是生技與物聯網。生技業需要世界級大廠的策略合作，才能降低法規與市場風險；而物聯網的關鍵也是遊戲規則與生態系，而非技術。我們的科技業與製造業巨頭，應該開始思考下市或合併才能轉型。
拋開硬體與生產思惟，台灣在內容、設計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反而因為政治開放、社會形態的提升，具有華人社會的絕對優勢。
上個月，《富比世》（Forbes）雜誌發布首份亞洲版「三十位三十歲以下創業者」，稱許他們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其中有三位台灣新世代：「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為台灣而教」創辦人劉安婷，及「3D列印裝置Flux」創辦人柯軒恩。這三位代表新世代的新創資本、翻轉教育與創客勢力，創造許多令前輩瞠乎其後的商業模式與影響力。
幾年來在校園演講、孵育新世代創業，我對他們的競爭力一點都不擔心，但對於世代交棒的速度感到憂慮。新政府要向新世代學習，每個公民也都可以貢獻自己，才不辜負那場公民運動與社會力量。
（本專欄由詹益鑑、鄭博仁、客座作家群共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