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租稅獎勵 政府還能做什麼？

日前針對《產業創新條例》中是否要保留為「五百大國際企業」在台設立營運總部而提供稅率優惠的第三十條，宏碁董事長王振堂跳出來大聲疾呼，舌戰眾多政府官員。這個辯論如今已暫告落幕，第三十條已在二十五日經行政院拍板刪除，但在這個大辯論後，卻還有一堆問題等著解答。

平心而論，王振堂要求一五％的優惠稅率，若只適用於全球前五百大等少數企業的話，可能性當然不高，對政府來說，如果要企業面臨差別待遇，而且是以規模來區隔，當然很難讓中小型企業服氣。

尤其台灣的產業形態又以中小企業為主，不管是宏碁、鴻海、廣達或華碩，過去也都從小企業慢慢成長茁壯，即使王振堂提出希望第三十條適用的企業範圍更多元化，不要以「五百大國際企業」為單一審核指標，但焦點卻相當模糊。

雖然王振堂與政府官員的辯論已經落幕，第三十條也確定胎死腹中，但這場激辯卻留下了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第一，政府在新版的《產創條例》中，到底有什麼新政策？第二，如果政府要吸引外商來台設立營運中心，除了租稅優惠外，還可以做哪些事？

其實，此次王振堂高分貝地提出看法，不僅因為他是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最重要的還是宏碁的企業形態與其他科技大廠鴻海、廣達及華碩不同，宏碁是以行銷及服務為主的品牌公司，本身已無製造，研發投入也很少，但過去政府產業政策均以鼓勵製造及研發為主，而台灣類似宏碁這樣的行銷及品牌公司已愈來愈多，面對台灣全新的產業形態，一個可能要運作十年、二十年的《產創條例》，到底該如何支持或獎勵這些品牌企業？

產業轉型需要新的政策配套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所長詹文男指出，目前政府對於行銷與服務企業的獎勵，確實還沒有明確的配套措施，《產創條例》仍以鼓勵製造及研發為主，但由於行銷與服務的獎勵較難定義，因此新政策的形成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此外，詹文男認為，過去政府在獎勵高科技與創新企業時，確實投入很多心力，除了稅賦優惠外，還包括科學園區的設立、水電及周邊等條件的協助，以及銀行給予光電與半導體等產業的融資等，但未來因應新形態的競爭，以及台灣品牌業者實力漸增，都是要思考的新方向。

至於此次爭議的焦點，也就是以一五％的優惠稅率吸引全球五百強企業的想法，也值得進一步討論。對於全球五百大企業來說，如果要到台灣設立營運總部，到底一五％的優惠稅率是不是他們要的？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黃日燦說，「我很懷疑，即使第三十條通過，外商是不是因此就會來台設立營運總部？」他認為，外商要設立營運總部，最重要是人流、物流及金流都要能順暢，但目前台灣在這三個方面都還有待加強。

黃日燦說，例如兩岸雖然已經直航，但人員往來限制還是很多，大陸人士來台還是很困難，這對營運總部來說很不方便。像美國對於企業營運總部的人才調度需求，就願意提供跨國企業員工短期工作簽證（指L1簽證），讓人員能夠順利進出美國，這種便捷性對企業競爭力是相當重要的。

▲為讓中小企業了解《產創條例》內容，經濟部長施顏祥（右）出席北部地區工業、商業會座談會，強調法案的重要性。（攝影/陳俊銘）

張忠謀力主廢除租稅優惠

在這一次的討論中，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觀點特別有意思，也與許多科技大老的想法都不同。他主張，《獎勵投資條例》在去年落日後，應該就壽終正寢，因為政府的角色是創造完善及公平的經營環境，讓企業能夠在國際間競爭，企業也應該自立自強，不要一直想著減稅。

張忠謀去年提出讓《獎投條例》落日，同時也提出「政府對富人減稅是不對」的觀點，當時曾引起產業界一陣譁然，也讓工總大老相當不諒解，甚至還有很多人批評，台積電過去享受那麼多優惠，如今卻要政府不要再獎勵，實在有點「過河拆橋」的味道。

不過，張忠謀這個觀點，早在九年前出版自傳時就已經提出。他一直認為，政府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把基礎建設、教育、法令做好，和國際接軌，這樣企業自然會有競爭力，也會吸引外商來投資。

事實上，台灣一年的遺產稅課不到三百億元，但是過去光是因《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免掉的稅就多達一六九六億元，顯示台灣最大的稅源流失，其實是在《促產條例》的獎勵投資抵減上面。

過去十幾年來，電子業已是台灣最有競爭力的產業，但是投資抵減廣開避稅大門，國內科技新貴真正繳高稅的並不多。因此張忠謀才會提出富人應該多繳稅，高科技業也不要享受太多賦稅的優惠。

張忠謀認為，Ｍ型社會的問題愈趨嚴重，國家財政也很困難，科技業應該要多繳一點稅，讓Ｍ型社會中間凹下去的部分能夠填平一點，社會安全網能夠發揮，也才能創造一個比較公平正義及均富的社會。

至於政府如何吸引外商，並獎勵本國的龍頭企業，荷蘭的經驗值得台灣參考。目前台灣企業包括台積電、聯電、友達、奇美、巨大等，都在荷蘭設立歐洲總部，此外，荷蘭的百年龍頭企業飛利浦，歷經多次轉型，也都獲得政府相當多的協助。

荷蘭經驗值得台灣借鏡

荷蘭外商投資局台灣區局長胡納（Jan Huner）指出，去年針對如何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商，荷蘭朝野也有過激烈的辯論，尤其是歐盟當中的低勞力成本國家，例如東歐的波蘭、捷克吸引眾多外商去投資，另外像英國、法國及德國等西歐國家也積極創造條件爭取大企業，當時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也在媒體上討論了很久。

胡納說，他認為有七個因素是最重要的，人才、稅賦、立法、基礎建設、生活品質、與主要股東的親近性、產業聚落，荷蘭在這些條件中，有的強有的弱，像產業聚落就沒有東歐好，因此只有強化自己的優勢，才能吸引並留住企業。

胡納舉原本是荷蘭最大企業殼牌石油為例，由於經歷過一次股權重組，殼牌石油的股東結構變成一半英資，一半荷資，但由於英國的《公司法》較彈性，荷蘭幾經爭取，最後殼牌石油把公司登記在英國，但總部仍設在荷蘭海牙，讓許多原本在英國工作的殼牌員工大舉遷到海牙。

此外，飛利浦也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近年來飛利浦轉型至醫療及照明市場，原本以製造為重的事業都逐步放棄，飛利浦在荷蘭安多芬的總部，也在政府協助下逐步轉型為一個創意園區，甚至還吸引了台灣的立錡科技也去設立研發部門。這些作法，都讓飛利浦能夠克服轉型期的陣痛，取得企業最重要的競爭力來源。
 

胡納說，荷蘭稅賦抵減的彈性不大，因為需要遵守歐盟的規定，但是荷蘭從人才、研發、生活環境及基礎設施等方面著力，彌補自己的缺點。

王振堂去年底主持電腦公會發表對馬總統的評分時，曾質疑擁有行政及立法雙重優勢的執政黨，為何沒做出什麼成績來？這個問題，確實需要人民好好監督，不要在熱鬧的辯論後，台灣的新產業政策方向在哪裡，卻依然沒有頭緒。

▲胡納說，荷蘭從人才、研發、生活環境及基礎設施等方面著力來吸引外商。（攝影/陳永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