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一件令我驚訝的事——不是力霸集團發生財務危機，而是台灣社會及媒體，居然會因為力霸集團發生危機而感到震驚，這才叫我驚訝。力霸旗下的中華商銀出現了經營危機及擠兌風潮，其實，中華銀的放款損失早已超過資本，出問題只是早晚的事。
過去八年來，台灣的銀行業歷經了三次主要的金融危機，一九九八年有不動產放款損失、二○○二年的企業放款損失，以及二○○五、○六年的信用卡放款損失。在這一連串的危機衝擊下，台灣整體銀行業受創甚深；在如此艱困的外在環境下，形成弱者恆弱的趨勢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對於中華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為什麼中華銀的問題會對存款戶及台灣社會造成如此大的震撼？為什麼存款戶又應該獲得政府全額的存款保障呢？
我了解現在提出這樣的評論，或許顯得冷酷無情外加麻木不仁。畢竟這些存款人有一部分是勞工家庭，他們僅有的一點存款若就此蒸發殆盡，那真是最令人痛心的事。
但是我們似乎忘了兩件事。首先，小額存款戶獲得存款保險制度的保障，所以那些小額存款人或較貧困的家庭，不會因為中華銀行的倒閉而傷及荷包。政府超過存保規定的額外金援，受惠的卻是大額存款人。其次，當初這些存款人不是非把錢存在中華銀不可；他們可以選擇其他較大、名聲較好、較安全的銀行。
但是政府一伸出援手，就表示納稅人必須扛下這筆爛帳。就像各個國家一樣，小額納稅義務人所繳稅款占其淨資產比重，通常比大額納稅義務人來得高；也就是說，你我所繳的稅占淨資產的百分比，肯定比首富、巨富或股王等人高得多。所以，政府對中華銀的金援措施，主要是救大額存款人，而非保障小額存款人；而金援的資金，更是來自多數的小額納稅人；整件事根本就是讓小額納稅義務人去救大額存款人。在我看來，社會的不公平莫此為甚。
再者，政府的金援行動還將對現代化的台灣銀行業造成更大的傷害。因為政府雖然沒有昭告天下要保障銀行的所有存款，但實際上卻是這麼做；而為了不再發生類似的事，政府對銀行業進行微觀管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然一個月掛掉一家銀行，政府可吃不消。
但是這樣的微觀管理扼殺了創新與差異化。所有的銀行在嚴密的管理框架裡，被形塑成同一個樣子，這樣下去，將迫使銀行走上殺價競爭一途；於是銀行的毛利及存放款利差不斷壓縮，最終逼得只能接受全球獲利率最低的業務，如此，更無法將業務所承受的風險，適當地反映在價格上。
這樣的銀行業務結構會不斷受到信用危機的衝擊，一如過去八年我們所見到的景象。以銀行業當前的放款業務風險結構來看，他們的資本基礎實在相當薄弱；套用前面的處理模式，等於小額納稅義務人得不停地替大額存款人進行輸血。換個角度思考，擁有穩健經營及良好獲利能力的銀行，對全體老百姓是一件好事。
銀行一次又一次地打銷呆帳，最倒楣的，永遠是那些毫不相干的小額納稅人，清理壞帳的成本最後總是落在他們的頭上。此外，政府老是暗地裡保障銀行的所有存款，也讓那些風險高、績效差的銀行，能夠繼續生存下來，跟好銀行攪局競爭。
體質差的銀行可以低價對營運績效差的公司積極放款，結果好公司、壞公司的借款成本沒啥差別，因為都付一樣的利率；此舉讓壞公司有條件在市場上與好公司殺價搶單，而台灣等於根本沒有「信用利差」。這種現象不但不公平，也遏阻台灣領導性金融機構（National Champion）的發展空間，更扭曲了產業的合理競爭。
如果這不是我們要的銀行監理模式，那麼在新的、合理的監理模式出現前，台灣還要經歷多少次的金融危機？
此刻台灣應當好好評估，如何設計出更好的法規，來規範未來的金融體系；在此同時，倫敦金融市場的經驗，或許可作為台灣的典範。說實在的，我懷疑除了我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人關心這個問題。
回到七○及八○年代，倫敦是當時全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而紐約只是個「可敬」的競爭對手而已。雖說紐約市場的規模很大，但未真正開放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不過自七五年證券市場自由化，以及八○年代末期，銀行體制自由化之後，美國的金融體系搖身一變，成為更大、更成熟，及更國際化的市場。
一九八八年，當我來到台灣時，亞洲區的外資券商清一色都來自英國，如Vickers da Costa、霸菱（Barings）、怡富（Jardine Fleming）、Hoare Govett及WI Carr。如今，我們再看看亞洲區前幾大外資券商，雖然不能說百分之百都是美國公司，但比率卻相當高，如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團、美林及摩根大通。瑞士公司有瑞銀及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也做得不錯。
但是，英國公司卻彷彿銷聲匿跡。匯豐算是英國／香港公司；不過，說真的，匯豐雖然在亞洲經營得相當出色，但事實上，在全球其他地區的證券市場，其市占率並不顯著。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以國際金融市場的交易量來論，倫敦的交易筆數已經超過紐約；不論是外匯、固定收益證券，或是股票，莫不如此。
我也發現，我的美國避險基金客戶原本以美國為基地，但現在已有愈來愈多人轉戰倫敦市場。這意味著，英國人在金融業的就業機會已多過美國人了；同時也代表著，英國公司爭取到新的會計及法律服務業務，也比美國公司更多。當然，交易稅或所得稅愈收愈多的是英國政府，而非美國政府。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全球所有金融中心中，倫敦擁有最佳的法規環境，甚至比美國還要優秀。英國法規雖不是干預型，但卻可以很有效地將風險降至最低。
這二十年來，美國金融市場也是多災多難。八七年發生儲貸銀行（S&L）危機，二十一世紀初有安隆公司（Enron）與安達信會計事務所（Arthur Anderson）危機，還有藉由網路泡沫而濫用的IPO（首次公開發行）手段；而英國從未發生過這類事件。即使沿用英國法規架構的香港資本市場，也不可小覷；就○六年總資本募集金額計，港股募到的資金比東京市場還多，甚至高過紐約。
對英國人來說，英國公司搶不到全球金融市場的龍頭寶座又怎樣？我從來沒聽過哪一位英國人抱怨過這件事，市場最終證明，英國的金融法規才是最後贏家。台灣如果能夠深入了解箇中精髓，或許能制定出可長可久的優良金融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