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資訊科技會議（WCIT）六月十二日揭幕，世界重要資訊產業的領袖均聚集在台北，一時巨星耀眼，吸引了不少台北媒體與民眾的聚焦，軟體發展策略與遠景，頓時成為大家關注的話題。
去年陸續有十一家軟體公司上櫃，軟體在台灣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產業，未來新的知識經濟來臨，對於我國軟體產業而言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的發展契機呢？台灣又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新軟體產業政策呢？
在我們討論新軟體政策的內容之前，我們應該先了解現在與過去的軟體產業環境，究竟有哪些事情已經不一樣。首先，我們先從軟體價值來談。最初電腦的主應用是用來處理工程、科學方面的龐大計算，七○年代起，電腦成為專業人員用來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的工具，在這個時代，當我們衡量軟體的價值，其衡量標準主要在於一個工程師一天可以寫幾行程式。
所以在八○年代，人們為了提高軟體生產力，開始研究軟體研發過程中，是不是可以控制或改變一些因素來提高生產力，於是陸續發明了「軟體工程」及「軟體工具」的概念，協助軟體開發生命周期裡提高生產力，亦即工程師運用這些工具後，可以增加設計程式之行數，並增加其程式的品質。這就是十幾年前，我們從「工程」的角度來定義軟體的價值。
可是隨著電腦與資訊科技的普及，資訊科技的運用老早跳脫工程領域，轉而進入生活、藝術、內容提供、溝通、知識管理等範疇。因此，即使由一群優秀工程師所開發出來的龐大程式，仍有可能因為不契合使用者的需求，使得這些軟體產出的價值變得很低。軟體價值之最終來源，已經與其使用的工程技術、研發投入的資源大小，不必然產生正向之相關。今天，一個軟體產品或軟體企業希望提高其被認定之價值，最重要的是增加其在特定應用領域上的需求性。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軟體價值之產生，在於被應用後所增加的價值。
在軟體領域中，Know-what 其實比 Know-how 還要重要。如果想要創造軟體的價值，必須先知道應用上的需求何在，愈能清楚應用的需求所在，就能夠提出最完整的解決方案，愈能夠掌握軟體的價值。例如趨勢科技，它是全世界知名的防毒公司，其企業價值也是目前所有台灣軟體公司中最高的，可是它所運用的軟體工程性技術，恐怕未必一定超過其他軟體公司。我認為，趨勢科技企業的價值主要來自其對電腦病毒與防毒的專業了解。相反的，如果一廂情願在象牙塔中思考托邦式的技術需求，就算花上再大的力氣開發，這些東西依舊會被束之高閣，沒有使用價值。
約在五、六年前，人們注意到這個價值的改變，開始將注意力放在企業或個人應用上，例如企業資源規畫（ ERP ）、客戶關係管理（ CRM ）等，便是在這樣觀念下的產物。但是這些最近被注意的應用需求，終究還是一些傳統的功能需求，在未來新經濟發達後，知識經濟勢必帶動許多產業進行革命性的改變，例如服務業、製造業或買賣業，均會隨著人與人溝通形態的改變、知識管理的累積、服務觀念的變革，創造出完全不一樣的價值。
輔導各個行業應用資訊技術提升價值，是政府產業政策的一部分，我常常認為，經濟部的科技專案經費，與其完全用來開發工程技術，還不如將部分資源用在研究新知識經濟下的需求了解，其所能獲得的產業價值，絕對是事半功倍。
七、八年前行政院科技顧問鮑伯伊凡斯（ Bob Evans ）曾經批評政府花很多錢發展軟體工程技術，而如果將這些錢用來購買全世界最好的研發成果、給全台灣的使用者使用，授權金可能還比開發費用要低。倘若我們能站在國外的肩膀上，利用他們開發出來的技術或工具，再發揮我們對新經濟下需求的了解，那麼所能創造出來的軟體價值與競爭力，恐怕會比完全自行開發工程技術來得高得多。
最近教育部規畫的九年一貫制教材中，其援用之概念恐怕就比經濟部的產業概念還要領先。教育部準備從九十學年度開始，將一年級到九年級的課程重新規畫，其中並沒有將電腦變成一門學科，而是將其融入所有學科裡，也就是學生以後不會有「電腦課」，但是在上國文、數學或自然課的時候，老師將適當地引導學生利用電腦或網路，來學習、查詢相關的知識。這已經跳脫「資訊是技能」的落伍概念，將資訊觀念真正融入課程學習與生活。
同樣的思考是可以用在軟體產業上的。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預測，未來根本沒有所謂「軟體產業」的存在，而相反的，在各產業中軟體將無所不在。我們對軟體產業的定義也應該徹底修正。
網路產業和軟體產業一樣，未來也沒有所謂的「網路產業」，因為網路的應用將普及到所有企業及生活，我們只能定義該企業是為什麼人而服務，所以定義及分類是從需求來劃分，並不是從工程技術來區分。日本軟體銀行（ SoftBank ）在兩個月前宣布將大幅修正其投資策略， 投資的重點將從純粹的網路公司（ dotCOM ）轉成 e 化的企業，因為那些行業的龍頭企業如果可以成功 e 化，在新知識經濟中，將最能掌握客戶的需求與資訊技術應用，其所能創造的價值也將遠遠超過單純的網路公司，這些企業將是新經濟世界裡最後的贏家。
面對未來知識經濟可能會賦予軟體產業新價值因素的挑戰，扮演國內軟體業推手的資策會，其任務定位與角色，似乎也應該做大規模的調整。二十一年前，李國鼎先生創立資策會時，當時所賦予的三大任務是：資訊觀念推廣、人才培育訓練與技術研發。二十一年後，產業時空背景已有極大不同，如果再局限於這三大任務教條，恐將浪費社會資源，反而成為產業發展之阻力。
報載經濟部最近正在重新檢討資策會及工研院角色定位，並且規畫做大幅度的人事改組，因而引起了一些內部的反彈。我曾在資策會服務十年，並且擔任一級主管職務達四年之久，對於這些保守人士的心態，與財團法人內部之低效率官僚體制，知之甚詳。個人希望在此呼籲，那些不希望有重大改變之既得利益者，應了解此二財團法人係屬社會公器，過去數十年中，政府與產業曾挹注龐大之社會資源，故其真正之主人為整體資訊產業，任何個人無權霸占其所有權或左右其發展方向，財團法人應該隨時代與產業需求之改變，重新檢討定位，並做所有必要之人事交棒。
我認為資策會應首先了解軟體價值已經改變，許多其所推動的技術性研發，過去常被識者取笑為「碩士後研究」的專案，除了為資策會爭取充足之研發經費與利潤外，由於與國內軟體產業真正的需求嚴重脫節，事實上已是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其所浪費者，不只是數十億元之科技專案預算，更包括數百名優秀軟體工程師的人力資源）。國外如愛爾蘭、印度及新加坡，老早就不從事軟體基本技術之研發，他們大方地引進美國大廠的工程技術，在這些工程技術上，開發屬於本土、文化上的應用軟體，這是較小國家資源有效運用之事半功倍作法。
其實追根究柢，資策會與其他政府資助的財團法人，其之所以與產業脫節，所作所為時常為人所詬病的主要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其高層絕少來自產業，或者曾有產業服務之經驗。如果未來，我們仍然不能徹底打破過去財團法人的領導者，多由政府退休公務員酬庸轉任的作法，社會的資源恐怕還要繼續浪費下去，產業恐怕只有繼續嘆氣。這一陣子，許多軟體企業負責人聚會的場合裡，話題總是環繞在「但願隨著新政府上台，新的經濟部長可以拿出魄力，為資策會尋找關心產業需求、具有執行力的領導者來主導這份重要產業資源」。當然，現今世界軟體產業的變化快速，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的領導者，實在應該改由五十歲左右的年輕一代來帶領，才是個正確作法。
（杜紫宸為第三波資訊副董事長兼集團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