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周刊1448)
總統賴清德承諾、行政院經發會列為重要目標、金管會全力推動……，再一次，台灣力拚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眼前有絕佳的天時，也有更務實的政策思考，但20年來讓台灣金融中心夢屢屢夢碎的僵固法規與監理心態，仍然需要用最強的決心、跨部會的通力合作，一一化解。
論壇的氣氛略顯嚴肅，雖然席間偶有笑聲，但主要來自講者一定程度的自我解嘲；台下的笑，多半也帶點尷尬。
「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政策與產業高峰論壇」，光聽這論壇名稱就知道，講者、聽眾，都是當前國內金融圈的產官要角。9月10日各方齊聚，金管會藉此說明「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新政的具體想法，業界代表則是各自提出期待與建議。
「很多人說，我們過去已經花了很多努力，但沒有成果……。」作為論壇上最重要的政策計畫發表者，金管會主委彭金隆當然知道台下聽眾們心中的問號。
今年5月上任後，彭金隆拋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施政目標，但也很快引發部分質疑。畢竟，無論是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財富管理中心、金融中心，這些名詞20年來不斷被政府喊出，但就像彭金隆引述的外界觀感一樣，沒有成果。去年台北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是63名，62名是馬爾他。
論壇上，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庚半開玩笑：「主委EQ很好，有人問他這次是不是冷飯熱炒，他說不是，而是台灣已經準備了20年……。希望20年後，不需要再說『我們準備了40年』。」語畢，台下笑了。
金管會銀行局局長莊琇媛說：「當我被交代要思考有什麼政策可以推動時，心中一度出現問號……，因為這件事情已經等了20年了。」台下也笑了。
不過，這些點綴席間、緩和氣氛的玩笑，其實都伴隨講者們最誠懇的高度期待。李長庚說，對比過去20年，「這一次，我嗅到了不一樣的感覺。」莊琇媛也說，雖然心中「一度有問號」，但當彭金隆解釋了內心完整構想，她的問號也轉成了「希望」。
論壇現場，彭金隆打開簡報檔案，大螢幕映出了整套計畫的基本架構；最上層並非金管會，而是「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樹狀圖的第二層分為左右兩邊，右方是「跨部會合作部分」，「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絕不是金管會自己的事。」彭金隆喊話，聽眾頻點頭。
左邊，則是「金管會主政部分」。底下分為五大計畫，包括「壯大本國資產管理規模」、「普惠永續融合」、「財富管理促進」、「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以及「擴大投資台灣」。
自上任後到這場論壇舉行前，彭金隆陸續對外透露核心理念，談到的關鍵字不少，像是「留財為主」、「台灣特色」、「金管會自己能動的先動」，以及「兩年有感、4年有變、6年有成」的進程規畫。而論壇投影片左邊、「金管會主政」的五大計畫，「就是我們第一階段的任務！」彭金隆說。
「務實，又不失企圖心！」論壇中，國票金控董事長魏啟林這麼評論整套計畫。至於「資產管理中心」最核心的業種代表、投信投顧公會理事長劉宗聖，則用全場最高分貝的音量喊話：「過去很多法規修改，都是業者追著主管機關跑……；我要告訴主委，這一次，是once in a lifetime（最佳機會）！」
其實在這場論壇舉行前，近來資產管理業者親身接觸到的許多現象，已經讓他們再度點燃「20年資產管理中心夢」的逐夢熱情……。
「那一天，他就坐在這裡，我們聊得很愉快。」回想起6月25日到投信投顧公會辦公室拜訪的貴客，劉宗聖仍然語帶興奮。
訪客名字叫作金南基（Nathan Nam-ki Kim），韓國人，他是韓國資產管理業龍頭「未來資產」的ETF部門負責人。
「他來，主要是談一檔台股指數的授權。」劉宗聖證實，當天對方的提問多半圍繞在「台灣價值高息指數」。今年3月引爆瘋狂搶購潮、代號00940的元大台灣價值高息ETF，就是追蹤這檔指數。
如果取得指數授權，下一步，未來資產可能會在韓國「複製」一檔00940，最直接的受惠者，是相關指數成分股可望獲得韓國資金加碼投資。
「重點是，現在，全世界都對台灣的投資機會很有興趣。」他拉高音調。翻開資料，光是今年上半年，有17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金融機構造訪投信投顧公會，去年一整年是25個，前年則僅寥寥7家。
前投信投顧公會理事長、國泰投信董事長張錫也敢做夢，「香港投資機構的研究員以前只看陸股，現在陸股不行了，反而是AI浪潮逼著他們研究台灣產業。」再者，「不用看國外，台灣自己就很有錢，全台灣有兩百兆資產是合理估計。」張錫說：「在這麼有錢的時候推動資產管理中心，絕對正確。」他高度肯定彭金隆「留財為主」的政策思考，認為極度務實。
9月13日，華爾街財經媒體彭博社出現一篇關於台灣的專文報導，標題完全呼應張錫觀點，「全球最狂的百萬富翁熱潮，吸引財富管理機構來到台灣」；報導直指，由於在AI浪潮扮演要角，且境內富豪快速增加，讓全球資產管理機構對台灣有極高興趣，並點名摩根大通、安聯、聯博、保德信、野村六家機構，正準備擴大台灣業務或編制規模。
至於在金管會主委任內與中國簽署三份「兩岸金融監理合作MOU（備忘錄）」、讓台北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一度躍進的前行政院長陳冲，雖然基於兩岸情勢緊張，認為台灣打造金融中心的「最好時機恐怕已過」，但也強調，「主委目前的方向正確，他喊『留財為主』，就是一個考量現實條件下的訴求。」
就這樣，刷的一聲，彭金隆像是新登場的吉他手，重擊和弦，要把台灣金融業的低徊藍調變奏成熱鬧搖滾。只是，唱了20年的抑鬱樂章，終究還有太多的拖拍雜音亟待重新譜曲。就像彭金隆在論壇上說的，所謂「兩年有感」，需要的是「大規模的法規鬆綁」……。
本刊12年前曾以「台灣金融輓歌」為題，報導資產管理業被過度監管的問題。業者感嘆，如今再讀仍然頗有「既視感」。
8月1日，台股大漲442點，「這天，我做了買進廣達的決定。」一位台股基金經理人苦笑。
苦，是因為在他買股的當晚就傳來利空，除了美國就業數據不佳，還有AI霸主輝達新款晶片發現設計瑕疵，恐怕影響廣達在內的伺服器代工廠。「那晚我根本睡不著，因為依照規定，即使出現突發利空，我明天也不能賣股票。」經理人說。
「對於短時間內做相反投資決定之行為，應建立內部控管作業程序。」金管會函令裡的這句話，是讓經理人睡不著的原因。
所謂「短時間」的長度，各家基金業者可自行定義，「最少就是3天，3天內做相反投資決定就必須事先審查核准。有些公司甚至規定5天、7天後才能相反操作。」這項規定不僅限於單一基金，「同一家投信的所有基金，當天也必須方向一致，一檔賣了台積電，其他不能買。」
然而，這還只是綑綁資產管理業重重法條的其中一節。「在股市多頭的時候，我的績效很難打敗大盤。」這是另一位台股基金經理人的實戰感言。綁住他的，是《投信基金管理辦法》中、被業界稱為「雙十限制」的規定。
第一個「十」，每檔基金投資任一上市櫃股票的總額，不得超過基金淨值的10％。「現在台積電占大盤權值比重是30％，但我最多只能買10％，所以只要台積電往上漲，我的績效就絕對跟不上大盤。」他解釋。
如果想靠市值相對較低的中小型股取勝，也會被第二個「十」的規定牽制：基金持有單一上市櫃公司的股權，不能超過該公司發行股數的10％。而且，一位經理人若操盤兩檔以上基金，還得加總計算，他操盤的所有基金，對某公司持股合計不能超過10％。以目前規模最大的10檔台股基金來看，就有7檔的經理人是同時操盤多檔基金。
「也就是說，一檔市值百億元的股票，我最多只能買10億元。如果操盤兩檔基金，每檔平均分5億元。所以就算費盡心力抓到一檔小飆股，也賺不了多少績效。」經理人說。
這些法條的出發點，多是為了避免基金炒股、分散持股風險，或避免基金買入單一公司太多股權而介入經營權之爭，「但是，黑天鵝出現時不能趕快反應，看到機會又不能適度布局，對投資人絕非好事。」
這位中階主管坦言，自己並不埋怨主管機關的監管態度，「問題出在法規，這是一套缺乏彈性的法。」他無奈舉例：「別的不說，光看基金分類的規定，你一定就會很有感……。」
今年10月，《投信基金管理辦法》上路將滿20年。在2004年法規訂定時，羅列9種基金類型，20年後的今天，還是9種；只有2016年修法時，將原本的「平衡型基金」後面加幾個字，變成「平衡型基金及多重資產基金」。
對比星、港，更顯國內法規的僵固。在香港證監會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也就是共同基金）守則》中，對基金種類的規定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叫作「核心規定」，是對於以股、債為投資主軸的常見基金提出規範；也就是，法規不會特別列出股票型、債券型、平衡型等基金類型。
第二部分，則是「非主要投資於股票或債券」的基金，其中列了9種類型，例如貨幣市場基金、房地產基金、投資於衍生金融商品的基金，還有，國內業者最為殷切期待的避險基金。
至於新加坡，法規框架與香港類似，而新加坡更在○六年就准許避險基金上路；隔年，投信投顧公會發布新聞稿：「新加坡為與香港競爭亞洲金融中心的領導地位不遺餘力……，積極開放新種金融產品，包含對沖基金（避險基金），值得我國主管機關借鏡參考。」可惜，17年過去了，金管會沒有參考。
「我們的法規是完全正面表列，要開發新基金，就要讓官員可以按著法條、清楚歸類，否則就像是妖魔異類。」投信主管表示，雖然法條中有一句「其他經本會（金管會）核准發行的基金」，但實務上，只要是「搞不清楚該怎麼歸類」，往往就不會通過審查，他舉例：「就像國外機構法人很愛買的『130／30』基金。」
對金管會來說，申請這種基金的業者真的像在找麻煩，因為它的操作界於傳統基金與避險基金之間，難有明確分類。簡單說，一檔規模百億元的「130／30基金」，會先用一百億元全數買進多頭部位，然後放空30億元，再把放空得來的30億元加碼多頭部位，如此一來，多空相抵，曝險部位維持在一百億元，但有機會賺到更豐厚的利潤。
「國外很多法人都在買這種商品，我們曾向金管會申請，沒下文。」投信主管表達的重點，並非單一類型基金開放與否，而是法規僵化對資產管理商品多元化的扼殺，進一步，也箝制「留財、引資」的想像空間。「無論是避險基金，或是這種130／30基金，對頂級富人都很有吸引力，放在OBU（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賣給台商或境外客戶，也會很好賣。」
事實上，包括OBU或券商旗下的OSU（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都在金管會的「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計畫框架之內，然而正面表列的法條，也仍然綑綁這些機構的發揮空間。
一位銀行業者以OBU私人銀行業務為例，「客戶要的是『一站式解決方案』，包括各種獨門商品，以及更有彈性的融資。」在商品端，基於正面表列的法條限制，銀行為客戶量身打造的商品需要逐案送審，「過程曠日廢時，就算核准，市場環境也早已變了，客戶不再有購買意願。」
至於融資部分，是指客戶以其手中的金融資產為抵押品，向銀行進行借貸，增加資金運用靈活度。在9月10日的論壇中，莊琇媛就對此表示，這雖是國外私人銀行的普遍業務，「但台灣因法規不明確、甚至禁止，很多不能做。」她以保單借款為例，「我二十年前剛進銀行局時，就看到同事在討論，當時認為法規有限制，」20年過去，「我們現在還在想辦法突破，應該很快會進行簽呈。」
類似問題同樣困擾著券商的OSU發展，業者甚至建議，若擔心開放融資恐升高券商授信風險，初期可限制境外客戶的擔保品，必須是流動性較高的ETF或指數成分股。
不過，當業者把話題拉到境內、境外的資金流動，免不了，又會觸及另一個被認為長期牽制台灣資產管理業發展的主角：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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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區域資產管理中心，必然事涉外匯流通，但央行總裁楊金龍至今對此議題似仍少有表態。（圖／攝影組）
「我國資金進出已相當自由。」看到中央銀行官網上的這句話，業者略略搖頭。
他沒有多做評論，卻提出一個與「相當自由」頗有差異的業界實況：「這像是一種潛規則，每家投信，一天能匯出境外的資金額度是1億美元，從境外匯入資金的額度是3千萬美元。」業者強調：「不只投信，所有金融機構都有一個『額度』，每天能匯入、匯出多少錢的額度，如果超過，就得跟央行溝通。」
早在2008年政府推動「亞太金融中心」時，投信投顧公會就曾邀集學者進行系列訪談，翻閱2009年2月11日的訪談紀錄，「央行外匯控管」就被列為重要的台灣「劣勢」之一；而在當年2月20日的會議中，與會者把話說得更直白：「只要是關於雙率，皆全部監管……，可以說是無事不管。」
某位熟悉資產管理業實務的財金系教授認為，畢竟台灣有不同的產業要照顧，外匯進出確實不宜完全自由，「問題是，現在幾乎沒有任何討論聲音，彷彿只要涉及央行的訴求，業者就會自動放棄。」
他舉例，「國人每年從境外匯回資金的限制是5百萬美元，」這個可以免申報、自由匯回的額度，「32年來，沒有變過！」
攤開台灣外匯市場發展史，在1989年到1992年間，匯回資金的額度曾經6度放寬，從原本的每年5萬美元擴大到1992年10月的5百萬美元，此後，無論台灣的經濟、貿易、金融市場與民眾財富如何變化，額度從未調整。
「一條32年不變的規定，就讓業者心知肚明，要求央行放鬆外匯控管力度等於自找麻煩。」學者無奈感嘆。而這一次，無論是目前所知的業界建言，甚至是彭金隆的政策措施，似乎也刻意避開了外匯管控這個央行雷區。
8月初，彭金隆出席上市櫃公司協會論壇，對於產業界人士問及外匯管制放寬的可能性，彭金隆雖以「尊重央行主政，但會盡量溝通」回應。然而，此前他也屢屢提及「台灣相對星港沒有外匯自由優勢」，在這個前提下，「留財為主」是務實考量，而論及整個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重要任務──引導資金投入公共建設，國內36兆元的保險業資金也就成了重要寄託。
但說到這部分，一位壽險業者又無情地送出了五個字：「卡卡卡卡卡！」
「我一共說了五個『卡』，但可能還不夠。」關於壽險業資金投入國內公共建設，業者先從所謂「專案投資」的模式，解釋種種卡關問題。「這是國外最常見的投資框架，但當我們把這套框架搬進國內，發現很多的『此路不通』。」
他在白板上畫出一張投資結構圖：最上層是出錢投資的壽險公司，最下層是公共建設投資專案，中間，則是被稱為「SPV」的紙上公司。他解釋，公共建設投資期長、回報低，為了降低風險，國外慣以這套架構進行相關投資。其中，壽險公司是紙上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紙上公司再投入公共建設專案部分股權。
過程中，壽險大股東對紙上公司投注的資金不全然僅是股本，也可能是「股東貸款」，紙上公司則固定對其支付借款利息。這招的好處，是壽險公司的投資收益較快，不必等到紙上公司進行減資、返還股款才能取回，也不會因為只能仰賴股利配發而造成稅賦負擔，降低投報率。
「問題是，依照我們的《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要借錢給對方，必須要有『業務往來』，但這是一家紙上公司，怎麼會有業務往來？」這條在國外能讓壽險業降低公共建設投資風險的管道，於是被卡。
另外，同樣為了降低投資方的風險，紙上公司往往也需要和銀行借款，而面對「紙上公司客戶」，銀行自然希望其背後的壽險公司能出面擔保。「但很抱歉，依據《保險法》第一四三條，保險業不得為他人債務擔保。」
壽險公司能否將手中資金大量交給投信管理？業者坦言，在現行法規之下「不可能」。（攝影／陳睿緯）
彭金隆很清楚，關於引進壽險業投入國內公共建設，除了缺乏案源，另一重要問題就是如同上述，僅有股權或債權的投資方式，恐怕缺乏彈性。因此，將壽險資金引導到投信業者發行的公共建設相關私募基金，成了這次計畫的另一解套想法。
不過，問題又來了，自從2017年8月金管會開放投信經營私募基金以來，至今有19家投信發行了75檔，整體基金規模僅有314億元，不到一檔元大台灣卓越五十ETF（0050）的十分之一，投信慘澹經營、市場興趣缺缺。
對此，金管會目前釋出了「將放寬OBU高資產客戶可投資境內私募基金」、「集保建置私募基金平台」等作法；但在業者眼中：「真正的問題是，政府資金沒有帶頭點起那把火。」
某投信業者回顧多年前發行一檔投資國內基建的私募基金，「當時，我們預設其中二成額度，希望給勞退或退撫等政府基金投資，但跑了一輪，沒人要投。」
他表示，公共建設私募基金需要極大的管理能量，「颱風天，團隊可能必須坐船到外海，確認投資的離岸風場有沒有受損。」因此，這類私募基金更需要政府點火，「當業界對資金規模有想像空間，才會更積極的投注資源，開發相關商品。」
事實上，不只私募基金，在彭金隆目前釋出的想法中，更希望壽險業能大規模的將資金交給國內投信管理，一舉讓台灣的資產管理業加速升級。對於這個想法，壽險業者的評價是，「非常合理，但還是有法規難關要闖！」
第一道難關，記得「雙十限制」嗎？「每檔基金對單一公司持股不能超過10％」、「每檔基金不能投資單一公司10％以上股權」，事實上，不但是共同基金受此限制，投信的代操業務也受到這條法規限制，「壽險公司可以大買台積電，交給投信代操反而只能投資少少金額，我幹嘛給投信代操。」一位壽險業高層表示。
第二道難關，法令規定，「保險業與單一利害關係人之交易總餘額，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業主權益百分之十。」也就是，若屬同一金控集團，即使旗下投信的績效再好，壽險能交給投信管理的資金規模也有限制。
「如果搬開這些法規限制，投信管理的資金可能立刻增加數倍，有更多資源研發商品、對外行銷，站在國際上就能從nobody變成somebody，就會開始有個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架式了。」這位壽險業高層表示。整套想法，其實與彭金隆的戰略不謀而合。
有天時地利、有合理戰略，眼前，「金融業相關公會已經動起來盤點法規，我們喊兩年有感，就是要從金管會自己能動的法規做起。」彭金隆的說法，讓業界對於這場20年大夢有了更多熱情。當然，也希望這一次的重燃熱情，不會又是另一次的短暫火花。
「在新加坡幫忙理財的很多都是台灣人……。」總統賴清德這麼說。人才，確實是打造資產管理中心的必備要素。而無論是「育才」或「留人」，金融業要角也提出建言。
說到「育才」，前富邦金控總經理龔天行認為，應思考如何訓練「管理海外資產的本地人才」，「這部分，需要設法讓國外基金公司的資產管理能力『實質落地』。」
他表示，目前國人持有境外基金總額超過4兆元，這些資金的運用決策都在國外，本土金融業僅能賺到手續費等，也多半只訓練出行銷人才，甚為可惜。再者，超過4兆元的國人持有金額，對國外業者來說是重要市場，政府應有足夠底氣對國外業者提出更多條件與要求。
「例如，國外資產管理公司在台灣不能只是『增加人力』，投資決策卻都仍在海外。要讓它們落地培養台灣人才。」龔天行強調，政府應在此方向上清楚表態。
至於「留人」，一位頗具輩分的財會權威建議，在政府籌謀如何留住人才的此際，正是通盤檢討稅制時機，「既然稅收連年超徵，檢討的方向就是更公平，且有留才效果。」
關鍵在於綜合所得稅。目前新加坡最高稅率22％，台灣40％，差距鮮明，他雖認為40％最高稅率短期不易改變，但可考慮將「薪資所得」分離課稅，「這在技術上完全可行，且更公平……。股利所得可用28％稅率分離課稅，勞心勞力賺的薪水最高卻要40％稅率，不合理。」
他建議，若薪資所得分離課稅，在稅率設定上，可根據新加坡較高所得者的稅率級距規畫，「台灣還是可比新加坡多出十個百分點以內，因為人親土親，當兩地稅率差距拉近，相信人才就願意留下。」
（楊紹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