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席捲全球，台灣表現成為亮點，社會焦慮感與危機感偏低，是好，也是壞，正當各國經濟走出低谷、生活重回正軌時，台灣，可能相對就是原地踏步了。
此次席捲人類的病毒疫情，台灣的防堵措施及社會應對，全球竪起拇指，肯定載入世界公共衛生史冊。過去一年多，台灣成為世人心目中的寶島，這點無庸置疑。
但台灣不可陷入陶醉。他國的應對失措，固然襯托出台灣成為亮點，但正因疫情的「全球衝擊」，各國都瞬間產生了同質的思惟及行為巨變，而台灣可能正因為鶴立雞群，而搭不上這場巨變刺激出的進步列車。
有得，必有失！我們很清楚知道台灣得到了什麼，現在是時候來談談可能失去了什麼。先談心理及思惟的層次，然後再論經濟的層次。
病毒疫情給社會帶來危機感及焦慮感。焦慮感是純負面的，而危機感則可負可正。一針見血來說明兩者之間的差別：你我只聽過，人因為危機感而自我激勵最終成功，從沒聽過某人因為焦慮感，而被刺激成為勇士。
疫情重災區如美、日、歐，假設社會焦慮感與危機感均為十分，那麼台灣大概處在焦慮感五分、危機感二至三分。較低的焦慮感就是較高的幸福感。將來有學者統計二○一九年至二一年間，各國憂鬱症、自殺、家暴數增長比率，台灣一定是最低的。
但較低的危機感，就有得有失、有好有壞了。
如前所述，危機感是促成進步的要素之一。台灣以外的發達國家，因疫情嚴重而生的危機感，快速促進了以下領域的發展：城鄉經濟距離的縮短、人口分布更平衡、遠距協作、遠距教育的科技與習慣、工作機器人的開發、非接觸電子付款、第三方支付服務、公民的自媒體意見表達等，甚至無人駕駛的陸地、空中載具。
以上多數都是台灣社會活動發展的短板，疫情在二二年至二三年緩和後，台灣可能驀然回首，才發現在原先已落後的領域更落後了。二三年，一個台大資訊系畢業的學生，可能發現自己的國際就業能力，比不上一個非洲小國內已經遠距為境外公司編程兩年的大學在校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