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資券商前進中國終於露出了一線曙光，但，對於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前進入中國蹲點的首代（首席代表）們來說，聽到這個等待多時的訊息，非但沒有欣喜之情，話到深處，甚至還語帶哽咽⋯⋯。
事實上，一九九七年政府開放台資券商到中國設立代表處，許多券商紛紛派出優秀人才進駐中國，當地台資券商負責人稱為首代（首席代表）。但十五年過去了，法令遲遲沒有再進一步開放，首代還是首代，他們滿腔熱血被澆熄，除了失望與逝去的青春，還剩下些什麼？
本刊經過多次聯繫，找到當年由威京集團主導的京華證券派駐上海第一任首代周華美，她曾經擔任財經記者，以及有日本股神稱號的邱永漢特助，一九九四年轉到京華證券後，便被派駐上海擔任首代。殷殷企盼十三年，她失望地離開京華山一證券（一九九八年香港京華證收購日本山一證券，改為京華山一證券），現在從事輔導中國台資企業在上海Ａ股掛牌上市的財務顧問工作，以下為她的心路歷程。
一九九四年京華證券就派我到上海設立據點，擔任首席代表，那一年我才三十歲，還未婚，雄心壯志地想開拓中國證券市場，然而政策遲遲未開放，這一等就是十三年，現在，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了，如果我在二○○七年時沒有死心離開，也許現在還只是個首代，但人生又能有幾個十三年呢？
回想初到上海，那時政府還沒核准券商到中國，連透過香港第三地間接投資都不行，開放只是未來的趨勢。
為早一步踏入中國市場，一開始威京集團只能用轉投資名義，在上海設立「金華」諮詢公司。當時去拜訪中國客戶時，還被人誤以為和金華火腿有關（無奈），直到九七年政府開放後，京華證和群益證才第一時間在上海設立代表處。
登陸十餘年「幫老闆提袋」
雖然可以在中國設代表處，但兩岸沒簽證券監管合作備忘錄（ＭＯＵ），導致券商無法投資中國證券公司，沒執照就不能有營業收入，再加上上海Ａ股台灣人不能買，我們只能做Ｂ股的研究報告，但Ｂ股當時量很少，還被戲稱為「冷凍櫃」，工作完全沒有成就感。
在證券市場發展上，台灣早了中國三十年，我們對股票承銷、經紀、自營業務相當熟悉，有技術也有人才，因此為和中國建立良好關係，九七年開始，京華證券不斷派人去幫中國證監會的官員上課，包括如何輔導承銷股票上市，還有中國各地證券邀請我們去上課，並辦交流研討會。
那時我們的技術、人力、業務訓練手冊，完全無償讓中國券商使用；不只我們，也處心積慮想進入中國市場的歐美券商，更大手筆出錢、出力請中國券商或主管部門到海外培訓。
當時很多中國的證券業人才到台資券商學到技術後，跳槽回中國當地券商，同樣職位但薪水至少翻一倍，那些人現在在當地市場發光發熱，薪水、職級都比我們高出許多。
「等待」很消磨一個人的意志，我們雖然掛首席代表的職稱，但說穿了只是老闆的高級公關，做一些溝通聯絡、接待外賓的工作，我們常自我解嘲，首代就是「幫老闆提手提袋」，這樣的情況直到九八年香港股市活絡後才稍稍好轉。
人生最精華歲月都耗在等待
九八年後，我們在中國各地尋找想要到香港掛牌的台資、陸資企業，再轉介紹給香港京華山一，上海代表處充分配合香港公司共同開發業務的模式，在當時獨樹一幟。
從九九年到○四年，我們幫四十多家企業在香港的主板及創業板成功上市，例如台資的上海乾隆軟件公司、上海自然美公司，陸資的杭州新利軟件、南京三寶科技等，我們在業界名列第一，還有「保薦王」（香港稱承銷業務為保薦）的稱號。
看似風光，但其實是夾縫中求生存，上海代表處只能扮演中間牽線角色，且好景不常，○四年後，香港的創業板市場逐漸沒落，我們的業務大幅萎縮，後來根本做不到任何案子。
雖然在○二年時，中國法令開放能成立中外合資券商，但外資最多只能持股三三％，且限經營投行業務（意即承銷），我們缺乏歐美券商配銷全世界的優勢，不開放經紀業務，對台資券商來說根本無利可圖。
同時我也發現，那些從我們券商訓練出去的中國人力，現在的薪資都比我們高許多，去年我才碰到一位京華山一的前員工，他現在已經是一家中型券商投行部門主管，年薪有人民幣七百萬元，且中國券商工資連年升高，整體行業平均年薪有人民幣十六萬元，這還不含獎金，現在就算真開放，台資券商能付得起這麼高的薪水嗎？
○八年馬總統上任後，才開放台資企業回台上市或發行ＴＤＲ，這些到中國的台資券商才稍微有點事情做，不然沒辦法經營任何業務，只能消耗青春，真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雖然我已經離開，但看到那些和我一樣，奉獻人生最精華歲月給中國的首代，我心裡不勝唏噓，未來三、五年內真有機會開放嗎？開放後台資券商還有競爭力嗎？我心裡有無數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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