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稅法修正後，內資稅負仍比外資重，但已有改善。稅改是找回台灣競爭力的重要手術，希望小英政府在接受社會各方意見後，可以修出一套適合台灣運行的新稅制。
林全院長是小英勝選後，蔡總統心目中唯一的閣揆人選；而林全在情義相挺中，放棄獨董高薪，接下政黨輪替後艱鉅的政務改革任務，從《勞基法》的「一例一休」，到衝突不斷的年金改革，再到國民黨立委發動絕食杯葛的前瞻條例審議，最後的臨去秋波是端出稅改方案。也就是說，蔡總統接掌政權後，所有艱難的改革政務都在林全院長手上完成，接下來要無縫接軌的賴清德，在林全院長為他掃除了那麼多路障後，可望開啟新的政績，讓民進黨能順利安度二○一八年的六都首長大選。
台股上萬點，最賺的不是本國投資人
我們來看看林全院長臨去秋波丟出來的稅改，也許是大家已受夠馬政府時代，財政健全方案帶來的很多不良後遺症；這次稅改內容大致精神是調高企業課稅，降低民眾稅負，社會上仍有些雜音，但整體而言，仍得到較多正面評價，其中讓資本市場較有感的是縮小內外資的稅負。
大約一個多月前，國內一位重量級企業大老入府晉見小英總統，那天蔡總統似乎心情很好，她開門見山地說，股市站上萬點一段時間了，國內經濟情勢應該很好，投資人都很有收穫吧？這位企業大老告訴總統，台股上萬點，賺錢的都是外資，如果是像過去那樣，那麼本國投資人應該歡欣鼓舞，餐廳人潮爆滿，到處張燈結彩才對，但他說只有外資賺錢。
總統又說，最近投資人不是開始進場了？這位企業大老對總統說，外資進場那麼久了，如果此時散戶投資人才要進場，萬一外資殺出來，可能對本國投資人造成重大傷害。這是企業大老轉述他與總統的對話，這也可能是促使蔡總統要加速完成稅改的重要原因之一，稅制規範不當很容易衍生出特殊的經濟產物。
這些年，台股完全靠外資撐起一片天，其一是過去十年外資賣超台股只有一年，當外資買超較少，或外資賣超，台股容易下跌。二是台股高殖利率吸引外資，從二○一二年醞釀開徵證所稅以來，外資買超台股逾新台幣一．一兆元，而這段期間外資在台股配息拿走一．五六兆元，這等於有七二％的資金是外資領到股息後，繼續投入台股市場，這個再投資比率相當高。而外資年年買超，外資在台股市值比重也逐年提高，二○○八年金融海嘯那一年，外資占台股比重二九．八％，到今年七月底為止，已拉升到四一．八％，這個比率不斷攀高。
外資獨大，凸顯出稅制問題
外資在台股影響力與日俱增，背後原因很多，但造成內資式微、外資獨大的現象，與二○一四年上路的財政健全方案有關。台灣的稅制在二○一二年馬總統第一任任期結束之前，算是比較單純的，那時外資分離課稅二○％，本國人最高稅率四○％，但兩稅合一可以扣抵十七％的企業營所稅。粗略來說，外資二○％，本國人四○％扣抵十七％後是二三％，本國人稅負比外資重，但差距沒有那麼大。
到二○一二年後，馬總統進入第二個任期，為了落實他的追求歷史定位，先是祭出證所稅，接著又端上財政健全方案，證所稅上路不久因窒礙難行，很快喊停；但是財政健全方案上路迄今，大大改變了資本市場生態。這當中的租稅新規範是外資仍舊維持二○％，但本國人最高稅率從四○％拉升到四五％，再加一．九％二代健保補充費，及兩稅合一原本全額扣抵，如今減半，從十七％減為八．五％。這個仇富條款又稱為富人稅，因為內外資差距急劇拉大，於是本國資金努力變身為外資，資本市場形成外資獨大，內資逐漸式微的景象，而這項民粹式的稅制規範也造成極大民怨，種下後來政黨輪替的因子。
這次的稅改方案醞釀了很久，最後端出來的方案，大致有三大項，一是減輕薪資所得者及中低所得者的所得稅負擔，包括標準扣除額從九萬到十一萬元；薪資所得扣除額及身心障礙扣除額由十二．八萬調高到十八萬元；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由四五％降為四○％，也就是把二○一四年上路的富人稅最高級距降回二○一二年的位置。
第二是股利課稅新制，取消了兩稅合一的設算扣抵，並以「部分免稅，合併計稅」（甲案）與「合併計稅或分開單一稅率」（乙案）兩案並陳擇一辦理，這當中有幾個內容，一是取消外資股東扣抵規定，提高外資扣繳率由二○％提高為二一％；二，甲案是三七％免稅，其餘合併計稅，乙案是單一稅率二六％分開計稅，或合併計稅減除股利可抵減稅額上限八萬元，這項調整是為了縮小原本過大的內外資差距。
二○一四年的財政健全方案，外資是二○％，本國人是四五％；這次稅改調整後外資二一％，本國投資人單一分離課稅二六％，不管甲案、乙案，差距大約縮小到四％左右，本國人轉換成外資的誘因可以減輕一些，但仍存在一些差距。
三是動得較大的企業營所稅，這次稅改最大的變動是調整企業營所稅，從原本十七％調升到二○％，廢除兩稅合一，同時未分配盈餘從十％降為五％。這個保留盈餘降稅發生在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批評，保留盈餘課稅是反成長稅，正好也是一個巧合。
我對調高薪資所得扣除額持高度肯定，剩下來的股利新稅制，以及企業營所稅調高，也大致持樂見其成的態度。我常說，租稅是經濟活動最重要的遊戲規則，這項遊戲規則若沒有訂好，很容易衍生出很大的後遺症。例如，法國社會黨的歐蘭德當上總統後，他是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信徒，於是他大膽主張對富人課稅七五％，造成企業家出走，最後不到一年就喊停，而法國社會黨也淪為小黨。
美國也經歷過幾次稅改，在一九八六年雷根時代，美國把個人所得稅從五○％降為二八％；同時也降低較低收入納稅人的稅負，但後來社會逐漸又有仇富心態，在隨後幾任總統，美國個人所得稅又從二八％逐漸往上調，到歐巴馬時代調到三九．五％，同時投資收益還要加收三．八％的稅。這次川普在競選中大力鼓吹稅改，要求把企業營所稅從三五％降為十五％；同時把個人所得稅分成三級：十二％、二五％及三三％；股利所得二○％分離課稅，廢除遺產稅，川普的大減稅計畫成了他選戰中的亮點。
不過大減稅計畫仍有其難度，川普上任已將近一年，但稅改方案迄今仍停留在樓梯響的階段，可見稅改茲事體大。任何一次稅改都不可能滿足各方意見，所以一個好的稅改，就像是球場上競賽的遊戲規則，只要大家都認為相對合理、公平就算是好的稅改。
這次台灣的稅改，調升企業營所稅從十七％到二○％，但未分配盈餘課稅從十％降為五％。我對保留盈餘課稅有一些想法，當年保留盈餘課稅，是因為兩稅合一為了覓財源加徵十％，如今若完全拿掉兩稅合一制度，其實保留盈餘要不要留五％的「尾巴」？是有討論的空間。
提高企業營所稅，挖東牆補西牆？
台灣企業營所稅當年從二五％降為十七％，是為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全世界的小國家企業營所稅都比較低，像香港十六．五％、新加坡與台灣十七％、匈牙利十六％，最低的愛爾蘭只有十二．五％，這是小國體制的精神。然而，大多數國家的企業營所稅都較高：美國三五％，日本則是從四○％降為三○％，義大利二一．四％，瑞典二六．三％，中國是二五％。
台灣的營所稅原來是站在小國體制這一邊，當年的調降營所稅從二五％到十七％，就是為了讓台灣企業界追上香港、新加坡，保有競爭力，如今時空背景又改變，競爭力不再是優先考量，此時由林全院長拍板的租稅政策要調降個人所得稅率，只好拉高企業營所稅，這也是殷乃平教授批評的「挖東牆補西牆」。也就是說，企業營所稅從十七％拉高到二○％，個人可分配的股利也會跟著縮水，所以這是企業付出的三％代價，個人分得股息股利也會縮減。
保留盈餘課稅與否，仍具有爭議
另一個爭議是保留盈餘課稅從十％降為五％，這部分引起企業反彈最大，假如未分配盈餘仍課五％，那麼廣泛推算回來，企業營所稅變成二四％，此時營所稅就很接近中國大陸的二五％。過去台灣的營所稅較低，兩岸經常會發生轉撥計價的租稅問題，像豐泰就被課了重稅，這次拉高營所稅，可能可以消除這個部分的問題。
不過未分配盈餘是跟隨兩稅合一而來，現在完全取消兩稅合一的制度，保留盈餘要不要課稅？也變得很有爭議。如果以台積電來計算，二○一六年台積電稅前盈利三八五九．五九億元，稅後淨利三三四二．四七億元，台積電繳了五一七．二億元的稅負，台積電因為受了一些抵減，實際稅負比率是十三．三九％，若以去年稅前盈利加徵三％的營所稅，台積電未來要增加一一五．七八億元的稅負。台積電去年配出一八一五．一二億元現金股息，如果當年為未分配淨利轉為資本公積，剩下一五二七．三五億元要加計一五二．七億元的未分配盈餘課稅，如果未分配盈餘課稅減為五％，台積電稅負降為七十六．三億元，保留盈餘要不要課稅，對大企業來說是茲事體大的事，未來這一條仍會有爭議。
至於股利課稅的問題，未來如果內資採分離課稅二六％，也許可以增強本國人參與除息的意願。過去本國人課重稅，外資課輕稅，形成外資參與除權息，本國人棄息的現象，於是很多具競爭力，股息殖利率很高的企業，最後外資持股愈來愈高，像台積電一度超過八○％。稅負影響資本市場生態，這也是我在財政健全方案出爐後，一再大聲疾呼這個稅制會重創資本市場。如今台股站上萬點很久，本國投資人無感，就是稅制長期對本國投資人不公平衍生的現象。這次新的稅改條例，首先處理內外資長期以來不公平對待，值得肯定。
雖然新的稅法修正後，內資稅負仍比外資重，但過去嚴重失衡，已有改善，這點我給財政部肯定。稅制改革是小英政府重新聚焦，找回台灣經濟競爭力的一次重要手術，希望財政部這次端出的稅改，在接受社會各方意見後，台灣可以修出一套適合台灣運行的新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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