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台股指數創下一年多來的新低水準，我的感觸特別多。從我十三年前來台灣至今，加權指數剛好腰斬再打八折；每當我碰到以前的朋友，他們總是笑我退步了，慘遭台灣套牢。
任何政府碰到像台灣目前的狀況，當然很難做出令人滿意的決定，可是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過去的經驗。一九九○年，台灣加權指數從二月的一二六八二點直洩而下，到了十月的最低指數為二四八五點；面對萬點崩盤，政府在當年十一月決定開放外資投資國內股市。如果當年股市沒有那一段慘跌的過程，或許到現在外資還被關在台灣門外。
現在看來情況也是夠壞了，指數跌破四五○○點，創下七年來的新低，政府面對危機，願不願意採取較開放的態度，關係著下一個循環階段的好壞；好比主管機關願意主動調整股市放空的規定，反正在這麼低的價位還敢放空的人，若是能賺到錢，那實在是他膽識過人，應該好好恭喜才對。
不少人對台股跌成這個樣子感到十分驚訝，其實不光是台灣，全球的通信及資訊市場都面臨過度投資與庫存過多的問題。一般來看，庫存問題大概拉長到一年期間，便可以有效改善因庫存過多所造成營運下降的困境。在清庫存的過程中，價格一定會往下掉，公司以便宜的價格出售，分析師便據此調降企業每股淨利的預期數字；加上剛開始清理庫存的速度一定比預期中慢，所以要不了多久，便會使多數人對企業清庫存的成效感到失望，進而對產業前景產生懷疑。
因為是清理庫存，所以工廠不需要生產，或是減少產量，於是向上游公司採購的原料也少；上游的開工率下降，下游的產能減少，也降低人力需求，整個經濟活動便慢了下來。所以不管從總體或個體的角度來看，都呈現愈來愈壞的狀況。
當這種情況持續一段時間後，市場的壞消息不再對股市形成影響，而且庫存也清到一定的程度，而不管價格殺到多低，總是會有現金進帳。一旦整個系統累積了足夠的現金量，再配合庫存降到低水位，新訂單陸續回籠，產品價格回升，公司獲利預期看好，使得市場氣氛為之大變，以為新的循環報到，此刻股價也跌得夠低了，便很容易出現一波強力反彈。
這波反彈從市場吸收了累積多餘的現金，股價亦從低檔迅速上漲，呈現了可觀的倍數漲幅。不過現金是因為這一波清理庫存而來的，所以是一次性的收入，並非常態性的情況，所以這類反彈的時間很短暫，或許維持個半年不成問題，但是之後，一則因為股價已高，再則是現金用罄，股價已經沒有什麼繼續上漲的理由。
這時要面對的第二個問題是過度投資。股市要能持續上漲，一要有長期的經濟成長，以及長期的新資金進來；錢卡在庫存還清得出來，如果是投資在設備上，就得靠產能利用率才能換得現金，不太容易直接賣掉設備而將錢拿出來。產能利用率會因為庫存清掉後而有上升的現象，但是能增加多少，增加多久，則很難預測。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未來一段時日，美國科技產業的產能利用率，絕對無法達到二○○○年七月以前高達九成的水準。這是為什麼在出現中級反彈後，往往會陷入更長整理期的原因。
今年以來韓國股市勇冠全球，是除了中國大陸股市之外，漲幅最大的市場。可是把時間拉長，韓國在金融風暴稍歇後，股市反彈了一年，彈幅高達三倍多，接著又下跌了一年半，目前看來似乎還沒有跌完。這與多數人觀察半年來韓股表現所得的印象有很大的落差。
美國科技產業正承受過度投資的後遺症，但是台灣不見得非得跟著那斯達克的腳步不可；前一波雖然跟著反彈，只要後續能加快開發大陸市場的動作，就可以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最近的股災給政府帶來很大的壓力，可是若能藉此與大陸有一些突破性的進展，正如九○年代初期的開放外資，將會給台股帶來全新的機會和轉變。
以目前的情勢觀察，或許有些政治人物有其政治上的考慮，而堅決不與大陸談判接觸，他們願意因此付出經濟上的代價；但是當經濟上的代價愈來愈高，甚至高到不成比率，以致政治上的利益已經不夠 cover經濟利益的損失，屆時也許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就會逼得政治人物暫時將自己的理念放在一旁，轉向務實的層面。
我比較擔心近期那斯達克又會跌深反彈，這麼一來，市場便會認為危機已過；如果台灣不趕緊改善過度仰賴美國市場的狀況，那麼台灣又將再一次陷入與美國循環共舞，難以走新路。
台灣政府的態度其實比以前有彈性得多，如在金融產業改革方面，已較過去主動多了；在這一波匯率市場的表現也是如此，沒有太多違逆市場的政策出爐。尤其台幣貶值，可以讓我們有多一點的時間反映產業及經濟的變化；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也可以減輕產業登陸與資金外流的壓力，進而形成通貨緊縮的問題。
不過台幣貶值僅是中短期爭取多喘一口氣的時間，長期而言，台灣應該升級至更有附加價值的產業，才能保持競爭優勢，到時台幣應會不貶反升。政府更應該鼓勵低科技產業外移，如此台灣才會有多餘的空間、人力及資本，投資新的產業。如果一味強留一些在台灣真的不具經營效益的企業或產業，其所占據的資源，只會讓新生的產業找不到落腳的地方，得不到足夠的資源。
移出台灣的這些低科技產業仍是台灣的公司，只是將工廠和生產線移出去而已，留在台灣的部分仍可在更高層次的技術上發展，並與新興產業產生更多的互動。眼前看來，台幣貶值當然還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等到我們有能力扮演大陸上游供應者的角色時，才更有能力開發高附加價值和更上游的產業。
從內外在環境觀察，戒急用忍政策已經到了不得不調整的地步，不過立刻取消也未必是個好法子，就像把水壩炸掉，洪水洶湧而來，衝擊太大了；如果慢慢打開閘門，讓壩體內的水慢慢流出，既可舒緩內部的壓力，又可達到灌溉的目的。
不過任何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生產線外移，代表台灣的勞動需求下降，失業率增加。我們也許可以向赴大陸投資的廠商徵收勞工安定基金，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些成本及阻力，讓廠商不致漫無限制地到大陸去；二方面則利用這筆基金作為勞工技能升級訓練，讓他們不會因為公司外移便謀生無門。此時企業老闆便會仔細評估，是留在台灣還是到大陸設廠比較划算，這並非由政府決定哪些產業可以去，哪些公司不能去，而是放手讓企業自行決定，自己承擔責任，同時對因而失業的員工也有所交代。
既然調整到這個程度，我們也要讓錢能自由匯回台灣，這時就要考慮稅法的問題。如果台商在大陸賺錢要課稅，匯回台灣又要再課一次稅，這樣便等於鼓勵台商將所賺的錢留在國外或大陸，跟台灣一點關係也沒有。政府要想辦法設計一套制度，讓台商能夠直接投資大陸，也要與大陸方面談有關台商保障的問題。政府要盡一切努力，不要讓在大陸的台商與台灣斷了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