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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哥大演說全文》蔡英文:台灣人和香港站在一起,獨裁和民主無法共存

總統哥大演說全文》蔡英文:台灣人和香港站在一起,獨裁和民主無法共存

余弦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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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蔡英文總統臉書

2019-07-13 11:30

總統蔡英文展開加勒比海友邦訪問,首日過境紐約,於美東時間12日前往哥倫比亞大學與學者及留學生座談,蔡英文在致詞時批評中國利用假訊息和經濟來滲透台灣社會,騙取台灣的民主,也於談話中聲援香港。至於面對2020總統大選,她也表達勝選的信心。

蔡英文11日率團問友邦,過境美國紐約,於美東時間12日下午率訪問團成員立委管碧玲、羅致政、趙天麟、桃園市長鄭文燦等人,赴哥倫比亞大學,與長期關注中國民主人權運動的教授黎安友等學者舉行閉門對談。

 

會談中蔡英文表示,台灣每天都站在民主的最前線,面對資訊時代的新威脅,台灣並不孤單。事實上,世界各地無論大國或小國,現在每天都在對抗滲透和認知戰

 

她也批評中國,企圖利用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挑撥對立,要讓台灣民眾懷疑我們的政治制度,好讓人民對民主失落信心。台灣多年來一直站在這場戰爭的前線,我們有太多經驗可以與世界分享。

 

蔡英文指出,我們已經強化了辨識及防止散布假訊息的法制架構。已經開始掃蕩外部勢力製造的洩密事件。讓我們與各國密切分享情資,就能為降低這種威脅做出更多貢獻。

 

另外,蔡英文表示,很多人問她如何在民主與經濟成長之間作出抉擇,「我的答案很清楚,就是:兩者密不可分」。台灣是一個寶貴罕見的例子,曾經走過獨裁,現在已大力吹起民主號角,因此,自由民主的台灣,現在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台灣是全球理念相近國家社群的一員,我知道我們並不孤單。

 

會後受訪時,蔡英文對於國台辦指,要制裁軍售台灣的美國企業一事表示,不論是軍售,或是這一次過境美國,中國都表達了一些意見。不過我們過境美國是來看一些老朋友,談一下台灣的民主。

 

蔡英文說,在過去這段時間長期以來的努力,來強化台灣的國防、守護台灣的民主,甚至我們希望能對區域的和平穩定,做出貢獻。這些都是這段時間以來我們很努力做的事情,「也不需要我們的鄰居老是這樣說三道四。」

 

總統哥大致詞全文如下:

 

能受邀來這所以言論自由及多元包容著稱的校園演講,我實在備感榮幸。

 

我在1980年畢業於康乃爾大學,再度回到久違的紐約校園,勾起我許多的回憶。雖然,或許在場有人會說,任何紐約市以外的校園都不能算是紐約。

 

然而我在1979年夏天曾經真正住過紐約,協助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位教授做研究。而我在通過紐約州律師考試後,就更常走訪紐約,有時是在前往華府做貿易談判時會經過紐約。

 

對一個來自當時尚未完全民主化的台灣的法律系學生來說,1980年代的紐約生活真的令我眼界大開,多元化和不同的見解竟然才是正常。我很高興,從這講台放眼望出去,一切都如此熟悉,絲毫未曾改變。

 

今天,我來這裡要講的是有關「改變」的故事,發生在台灣的故事。一個位居中國大陸沿海的小島如何設定民主化的進程,進而為世界各國的民主轉型樹立標竿。

 

我們在政治轉型初期,很多人說在中國陰影的籠罩下,我們的民主不可能存活下來。然而,現在台灣已然成為民主社會和政治制度蓬勃發展的居所。

 

有人說,人口只有兩千三百萬而且資源匱乏的小島,無法成為經濟的主要推手,然而現在我們已經變成美國的第11大貿易夥伴了。

 

有人說,先進的價值觀無法於東亞社會生根。但今天,我是以台灣第一位女總統的身分站在各位面前,而今年台灣也已經躍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

 

簡言之,台灣就是在不可能的環境下成就了可能。許多人稱台灣為「民主奇蹟」,但我不是奇蹟的信徒。我相信的是人民的意志,以及對更美好未來的願景。

 

和美國一樣,在我們追求民主的路徑上滴滿了先人的血汗及淚水。現在輪到我們接下他們的棒子,繼續高舉火炬,為還在往民主道路奮力掙扎的國家,照亮前途。

 

我們背負的責任重大,這條路並不好走。因為台灣民主當今所面臨的挑戰,和數十年前我們所克服的截然不同。

 

而21世紀所有民主國家都面臨相同的挑戰。全世界的自由都正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威脅。

 

我們看到這個威脅正在衝擊香港,年輕人沒有管道發聲,只好走上街頭為民主自由拼搏。我們台灣人民決心和他們站在一起。

 

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向世界明白揭破了獨裁和民主無法共存的事實。

 

因為獨裁政權只要一逮到機會,即使是一絲的民主微光,也會毫不留情地悶熄,過程可能是漸進的,但手法精巧到人們都無法察覺。

 

想像一下:獨裁勢力伸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突然間,在自己家的書店賣某本書,就違法了;在社群媒體貼文批評某項新政策,就遭傳審訊。當你突然察覺到一股看不見的勢力在監視你的一舉一動,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你開始審查自己的言論和想法,不再和朋友討論時事,因為害怕被竊聽,大部分時間都提心吊膽的前瞻後顧,根本無法好好面對未來。

 

我剛剛描述的未來聽起來也許不可能發生,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自由校園完全迥異。

 

但在現實中,這種情形就在我們眼前發生。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比以往更需要讓全世界聽到台灣的故事。

 

我們的故事是堅毅不撓的故事,是力抗萬難,堅守民主的故事。

 

我們的故事在訴說,為什麼核心價值如此的重要。台海兩岸在文化及政治上的歧異日趨擴大。台灣選擇言論自由、人權及法治的每一天,都讓我們與獨裁政權漸行漸遠。

 

我們的故事,乃至我們的存在,是喚醒世界的警鐘,讓大家醒悟過來,民主是人類最珍貴的資產,必須我們不惜代價地捍衛守護。

 

台灣每天都站在民主的最前線,面對資訊時代的新威脅,台灣並不孤單。

 

事實上,世界各地無論大國或小國,現在每天都在對抗滲透和認知戰。

 

獨裁政府企圖利用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在我們之間挑撥對立,要讓我們懷疑我們的政治制度,好讓我們對民主失落信心。

 

台灣多年來一直站在這場戰爭的前線,我們有太多經驗可以與世界分享。

 

在數位化時代,假訊息可以在短短數小時內積非成是,而因應這個威脅最困難之處,是如何在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間求取平衡。

 

台灣已經邁出了第一步,將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列為首要之務。

 

我們已經強化了辨識及防止散布假訊息的法制架構。我們已經開始掃蕩外部勢力製造的洩密事件。

 

讓我們與各國密切分享情資,我們就能為降低這種威脅做出更多貢獻。

 

然而民主還面臨其他挑戰,特別是暗藏算計的經濟誘惑。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被迫在民主與經濟發展間做出抉擇,而正確的選擇似乎變得日漸困難。

 

我擔任總統以來,台灣不斷向世界證明,民主和經濟成長不僅相輔相成,更是緊密不可分。

 

我們的經濟依賴中國市場,從而限縮了我們在兩岸事務的自主權,中國藉此要脅,滲透我們的社會,並試圖以此為籌碼,要騙取我們的民主。

 

但台灣已決心開闢一條新路來發展經濟,如果民主不能活化激發創意和新思維,那麼民主的意義又何在?

 

我們著手經濟轉型,打造有利的投資環境,海外臺商回流數已創下新紀錄。同時,許多外商,特別是一些主要外商公司也正在擴張在台營運。

 

單就今年,這些企業就在台灣投資了數十億美元,創造了上萬個就業機會。投資的流入在未來幾年將繼續成長。

 

我們努力在以規範為基礎的區域貿易秩序中扮演建設性的角色,並與南亞和東南亞市場建立更強勁的經貿連結。

 

我們的「新南向政策」在過去3年來為區域帶來驚人的貿易成長,更重要的是,這種成長具永續性。

 

當若干國家落入隱藏債務陷阱時,我們仍然致力推動共榮發展的永續合作。而這點,我們與南亞和東南亞的合作夥伴關係就是彼此受惠的最好明證。

 

在中國一心掠奪我們的邦交國來孤立我們時,我們全心推動計畫,真實幫助這些國家成為更宜居的地方。

 

我們在世界各國,協助建構經濟民主實力,培養21世紀所需的勞動力,以及建立透明的硬體和數位化基礎設施。

 

台灣又再一次為全球提出建設性的發展模式。我們拒絕參與掠奪,並且一再證明誠實和開放式的合作會帶來真正的長期成果。

 

我們因應美中貿易戰的挑戰時,民主並沒有阻礙我們,相反的,幸虧是我們的民主才讓我們克竟其功。民主制度使我們擁抱多元和創新的思維,當常規不再適用,我們仍能靈活應變,打破框架。

 

很多人問我如何在民主與經濟成長之間作出抉擇,我的答案很清楚,就是:兩者密不可分。

 

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國家團結時最強,分裂時最弱。

 

理念相近國家要通力在國際社會上將我們的價值觀傳承給下一代,如果沒有台灣,形同失去一個關鍵的鏈結。

 

台灣是一個寶貴罕見的例子,曾經走過獨裁,現在已大力吹起民主號角,因此,自由民主的台灣,現在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

 

台灣的生存不只關乎兩岸關係,我們是印太地區重要的民主堡壘,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視我們即將要為未來民主開創的先例。

 

台灣是全球理念相近國家社群的一員,我知道我們並不孤單。

 

美國前總統胡佛曾經說過:「自由是一扇敞開的窗,而人類精神與人類尊嚴的陽光就從這扇窗傾瀉而下。」

 

我們面臨的挑戰可能令人卻步,但有國際社會同行,台灣會堅定不移。

 

只要我們選擇打開自由之窗,眺望前方未來,我們就可以一起讓這縷陽光照耀全

 

世界的每個角落。

 

 

回不了頭的趨勢

政府僅能力拚平緩人口驟降曲線

 

「台灣人口負成長是回不了頭的,政府再怎麼鼓勵生育,也無法逆轉此趨勢。」前政務委員、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解釋,政府鼓勵生育的用意不是為了逆轉人口萎縮的趨勢,只是不要讓人口數下降得太快,以免對國家財政與經濟造成難以承擔的衝擊。

 

新生兒與人口數快速下降,將直接導致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根據國發會推估,2020年台灣介於15到64歲間的「青壯人口」有1681萬,2040年僅剩1330萬;同一時間,65歲以上老人則將從378萬成長到超過670萬。

 

人口老化,將造成勞動力不足,加重政府支付退休金的財政負擔,撫養壓力也可能拖垮青壯世代與國內經濟成長。《無人地球:全面改寫經濟、政治、國際局勢的人口崩潰之戰》一書作者伊比森(John Ibbitson)和布里克(Darrell Bricker)就分析,20到40歲工作者不僅創造最多財富,同時還進行消費,日本經濟過去30年間停滯不前,部分原因就是高齡人口消費愈來愈少、需求愈來愈低,銀行願意提供的創業貸款也愈來愈少。

 

郭莉芳一再「錯過」的獎勵生育政策,就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不樂見此狀況發生,所做的各種努力。

 

中央研究院在2011年發表的《人口政策建議書》中,曾歸納台灣少子化現象的成因,簡單來說,就是台灣人普遍晚婚,壓縮了能生育的時間,再加上愈來愈多壓根不打算結婚的「單身貴族」,造就超低的生育率與實質出生數。

 

10年後的今天,檢視各項數據,我們驚覺這部打造少子化社會的機器,運轉得比當年更有效率;政府的力挽狂瀾作為,絲毫沒有拖慢它的腳步。

 

中研院發表政策建議的2011年,台灣女性平均初婚年齡是29.4歲,2019年已延後到30.4歲;同一期間,婦女生產第1胎平均年齡從不到30歲上升到31歲;結婚對數從16萬5千下降到13萬4千;20到49歲婦女有偶率,從51%下滑到46.3%。這些數字如果是與邁入超低生育率的2003年比較,差異更加明顯。

 

想解決問題,就必須先理解形成統計數字背後的深層原因。

 

生育率

 

生育率

 

 

67%適齡受訪者為何不想生?

理由:經濟壓力重、未婚、年齡太大

 

「時空背景和2006年其實沒有什麼不同,少子化原因就是『不想生』的社會氛圍,和擔心『養不起』。」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辦公室的白板上,密密麻麻寫著人口與生育率的推估數字。為什麼特別提起2006年?因為早在當時,他就是政府部門對抗少子化的總指揮官。

 

時間回到2006年6月7日的行政院院會,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裁示:「少子高齡化將對教育、勞動、醫療及社會安全體系造成衝擊,如何有效調整及積極因應,人口政策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請政務委員林萬億督導相關機關,針對當前最迫切之少子、高齡化及移民等3個議題,著手研訂具體之實施計畫,並據以撰擬人口政策白皮書⋯⋯。」

 

原來,15年前的政府就已發現低生育陷阱的嚴重後果,並著手研議因應對策;但當年拍板調整人口政策的閣揆與銜命規畫的政委,15年後回到同樣的位置上,為什麼還是面對相同的老問題,就連解決方案也大同小異?

 

《今周刊》與家庭計劃協會合作、針對15到49歲民眾進行「2021台灣生育意願大調查」,可以提供一些線索。在這份調查中,有67%受訪者未來不打算生育,最主要原因依序為「經濟壓力」、「尚未結婚」、「過了理想的生育年齡」。

 

傳宗接代已過時  催生要用對方法

資源用在刀口上  要讓已生的還想生

 

這3項原因,毫無違和地同時在今年48歲的小鄒身上呈現。

 

在公家機關擔任機要人員的他,10年前與交往多年的女友結婚,晚婚的2人,當時就達成共識,要先想辦法買1棟房子,讓生活有保障,再考慮生小孩,「一開始是擔心經濟條件不敢結婚,沒結婚當然不會生;結婚到現在還沒存到頭期款,但年紀已經過了,基本上也不會生了,2個人生活、慢慢存錢,也沒什麼不好。」他的語氣裡聽不出遺憾。

 

小鄒夫妻每月收入超過10萬元,經濟條件不算差,但究竟是因為擔心養不起小孩所以不生,還是沒把生育當成優先事項,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大概都有吧。」他說。

 

生小孩,在台灣人眼中的必要性確實逐漸下降。中研院長期進行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在2011年,約有3成民眾認為「為了傳宗接代,至少生1個兒子」絕對重要、18%認為不重要;2016年,僅25%還認為絕對重要、已有24%覺得不重要。同一段時間,同意「結婚後不一定要有小孩」的民眾,則從12.1%增加到18.5%。

 

「不想生」與「養不起」之間的因果關係很難釐清,但專家一致同意,改善物質面的負擔,能淡化心理障礙,林萬億就說,「低生育率不是完全無藥可救,日本、德國就透過制度設計或社會性引導,改變不願生育的觀念。」

 

林萬億認為,每個認定自己「養不起」或「不想生」的人,背後牽涉的因素都不盡相同,政府沒有能力一口氣排除所有障礙,必須將有限資源花在刀口上,「讓想生1胎的人變成想生2胎,是最有效益的投資。」

 

順著「催生第2胎」的邏輯,今年8月起,政府發放的育兒津貼、托育補助、幼兒園學費減免,都從第2胎開始加碼,期待在30年,將生育率拉回到1.4。

 

除了傾全力催生第2胎,林萬億指出,提升薪資水準、抑制房價飆漲、提供足夠社會住宅,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生育率效果,政府會同步努力。

 

但在生了3個小孩仍持續工作的賴威如眼中,台灣最迫切需要的制度設計,是給予雙薪父母充分的支援系統,「我的前2胎,都是休完8周產假以後,趕快回職場賺奶粉錢,如果不是媽媽和我住得很近、平常能幫我帶小孩,根本不可能做到。」

 

不那麼幸運擁有強力後援的雙薪父母,僅有的選擇,只有1人暫停工作在家帶小孩,或將幼兒送托。而養不起的恐懼,就從這一刻正式開始。

 

「未滿3歲幼兒送托保母及私立幼托機構的平均每月費用,約占家庭可支配所得19%至20%,超過委託研究合理托育費用;送公立幼托機構費用占比為10%,則在合理範圍內。」衛生福利部2021年最新修正的《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說得明白,將幼兒送托保母或私人機構,對一般家庭的負荷太重。

 

問題是2020年底,全國托嬰機構收托人數才3萬5千人,不及未滿3歲人口的10分之1。就算撐到3歲,收費較低的公立幼兒園,名額依舊稀有。

 

今年36歲、家住台北市中心的林玉婷,自從4年前兒子出生以後,就辭掉工作當起全職媽媽。去年,她幫兒子申請住家周邊國小的附設幼兒園,抽籤結果卻是備取第70號;今年她還是會試試手氣,但已經準備好每月拿出1萬5千元,送兒子上私立幼兒園。

 

像林玉婷這樣,為了照顧小孩而離開職場的人並不罕見,女性,又占了其中的絕大多數。根據勞動部統計,自2009年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上路以來,每年的女性申請者都超過總數8成。

 

 

生育補助

 

生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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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養小孩」不只是「你家的事」

須拉高公幼比率  考量放寬外籍幫傭

 

「從公托公幼的比率低,完全可以想像整體生育率會低。台灣是性別平等做得不錯的國家,女性在職場上的發展機會很大,但社會還是期待女性多負擔一點家庭責任。如果托育需求沒被滿足,女性想到要犧牲多年努力的成果,會不會比較不想生?」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鄭雁馨說,「不論性別,要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辭掉工作回家帶小孩,是不是勞動力的浪費?」

 

鄭雁馨認為,增加公共托育,並使多數父母,尤其是女性,不必因生育而犧牲職涯,是政府最該努力的方向。而《今周刊》的「台灣生育意願大調查」中,有生育意願的女性僅2成7,遠低於男性的3成9,充分印證了她的觀察。

 

「要讓養育費用降低,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照顧社會化,所謂社會化,是指養育小孩不只是『你家的事』,而是『大家的事』。」林萬億也認同,增加公托公幼供給是回應「養不起」的首要對策,政府已全面盤點國有土地,預計在2024年新增550所公共托育家園(每園最多招收12人)與1200班公幼名額(每班15人),長期目標則是將公幼比率提高到4成。

 

林萬億指出,幼托機構必須在幼童住家附近,但托育需求高的都會區往往不容易找到合適空間,人口流失的鄉村則是「有地沒人」,政府無法在短時間內大舉新設機構,因此希望與既有的私人機構業者簽署「準公共化」契約,希望公幼與準公共化名額合計能達7成。

 

在公營幼托設施供不應求的狀況下,外籍家庭幫傭成為多子女家庭寄予厚望的對象。勞動部順應民意,在2020年1月放寬申請資格,只要家中有「3名以上未滿6歲的孩子」或「4名以上未滿12歲、且其中2名未滿6歲的孩子」,就能申請。但鬆綁之後,符合條件的家庭仍極為有限,2020年底全國僅有1668名合法外籍家庭幫傭,比10年前還少了近500人。

 

「幼兒教育專家還是認為,在兒童成長階段照顧和教育(educare)不要分開,如果父母不能自己照顧,最好還是交給專業的人幫忙。我不是說幫傭一定不好,但畢竟有文化差異,要照顧得好,也還有很多東西要學。」林萬億解釋政府為何對開放外籍幫傭持審慎態度。

 

但相對於700萬人口的香港與500萬人口的新加坡,目前分別有37萬與25萬名家庭傭工,且合法居民只要具備基本財力、身心健康良好、沒有犯罪紀錄就能申請成為雇主,少子化情勢嚴峻的台灣,或許仍可考慮在提供專業訓練的配套下,進一步開放外籍幫傭,協助需要的家庭。

 

郭莉芳

生了四個小孩的郭莉芳(後),充分理解身兼母親與職業婦女角色的精神壓力,需要企業與政府協助,以獲得適度喘息。(攝影/吳東岳)

 

 

別讓她須在職涯與家庭擇一

指標性企業留才  祭鼓勵生育措施

 

價格合理且品質穩定的托育服務,是為了讓優質的勞動力不被浪費;但友善生育的職場環境,同樣關鍵。

 

在少子化的年代,國內許多指標性企業都將鼓勵生育措施,視為留住人才的關鍵。例如鴻海集團推出「0到6歲公司養」,對集團員工7足歲以下子女,每人每月發放1萬5千元補助,朋程科技董事長盧明光自掏腰包,每年提供員工子女1萬元助學金直到大學畢業,都是相當大手筆的投資。

 

但金錢補貼,只是友善生育的其中一環。

 

40歲的賴威如,婚前就進入一家頗具規模的公關公司任職,生完前2胎,她也維持一貫的工作模式,經常加班到晚上9點,將大部分照顧孩子的責任,交給母親與工時較彈性的先生分擔。當預期外的第3胎報到,才剛升上總監職務的她,一度猶豫是否該生下孩子;但在決定不該抹殺孩子的生命後,她調整心態,做出一項令同事震驚的舉動:產後申請1年育嬰留停。

 

對賴威如來說,那是美好的一年,她第一次體驗和孩子朝夕相處的親密感受。但結束留職停薪重返職場,她發現自己難以融入曾經熟悉的環境,因為所有人還是期待她花一樣長的時間投入工作,但她自認無法繼續如此高強度的工作,因此選擇離職,「看看身邊的朋友,好像都只能在全職媽媽和相對輕鬆的工作之間2選1,兩者之間,不能多一點彈性嗎?」她感嘆。

 

郭莉芳也認為,不論男女,育有子女以後,在職場上都需要更多彈性,例如孩子突然發燒不能上學或被要求提早回家,就必須臨時請假或暫離,如果企業能在《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的每年7天家庭照顧假基礎上,提供育有未上小學子女的員工額外假期,會有明顯的激勵效果,「有時候媽媽需要的只是一天喘息,稍微紓解精神壓力。」

 

但在視加班為常態的台灣,連想稍微喘息,都是種奢求,更遑論彈性。2019年,台灣就業者年平均工時排名全球第4高,長達2028小時,林萬億也同意,維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是提高生育意願的關鍵,因此政府亦將友善育兒的職場,視為優先目標之一。

 

 

助產

▲點擊圖片放大

 

 

 

台灣求「生」的關鍵時刻

企業作法、家庭觀念都該多點彈性

 

需要彈性的,也包括傳統觀念。

 

過去10年,台灣的非婚生新生兒比率約為4%,明顯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2018年平均值41%,但略高於同屬儒家文化圈的韓國、日本。在《今周刊》執行的「生育意願大調查」中,雖有28%民眾願意接受不結婚只生小孩,但僅有不到6%有小孩的受訪者,不曾走入婚姻,可見「要結婚才生小孩」,依舊是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

 

雖然國情不同,但許多先進國家民眾對非婚生子,抱持遠比台灣開放的態度,曾到台灣短期進修華語的斯德哥爾摩大學人口統計學助理教授寇克(Martin Kolk),就是其中1位。

 

「瑞典的同居伴侶發現有了小孩不會急著結婚,因為懷孕期間太過忙碌,可能對胎兒健康產生不良影響,他們反而覺得過幾年再辦婚禮、讓孩子親眼見證父母親的愛情,是件很浪漫的事。」寇克說。

 

在非婚生子比率超過半數的瑞典,幾乎不會看見挺著肚子「補票」的新人,因為瑞典人不認為一定要拿到結婚證書這張車票,才能好好養育下一代。

 

無論各種因應對策,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兵貴神速」。

 

「日本和德國都在生育率跌到1.3的時候推出政策,我們當初錯過了第一個時機,再不緊急處理,很可能掉到1以下,到時候整個社會可能形成一種不在乎的氣氛,要再拉回來就很困難了。」林萬億形容,「就像火車誤點,一定要想辦法加速,讓下一站的誤點時間減少,期待某一天準時抵達終點。」

 

「如果年輕爸媽感受到環境是友善的、申請公托是容易的,這種感覺會慢慢渲染開來,讓身邊的人更願意生育。」鄭雁馨也認為,鼓勵生育政策的效果很難立竿見影,政府必須有耐心地不斷推出合理且穩定的政策,期待社會觀念慢慢改變。

 

少子化社會的成因,就像一幀複雜的馬賽克拼圖,不願生育的心結,難以在一夕間化解。但只要政府、企業與個人,在每個可能改變的小地方做出努力,仍有機會扭轉消極的社會氛圍。

 

 

獎勵生育政策進化史

 

托育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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