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話來軟綿綿、面對鏡頭仍是有些生澀，很難讓人聯想，她是曾在金馬獎舞台上，堅定地表達台灣人願望的導演傅榆。面對爭議風波，傅榆不想著墨太多，反而希望這部受金馬獎肯定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勇闖奧斯卡獎，讓台灣走上國際舞台，被更多人看見。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不是一時激動的發言，但這一席話，卻紛紛擾擾跟著傅榆超過半年時間，如今，就像是如影隨形的印記，卸也卸不掉。
隨著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日漸逼近的上映日期，對傅榆而言，不是欣喜，取代而之的是不安。
「我擔心大家都只看到爭議、只看到我的立場，卻沒有興趣去看這部紀錄片，這是一件很令人難過的事情，因為這部片子才是我完整想說的話。」不同於金馬舞台上的戰鬥姿態，傅榆用著極輕的語調，淡淡說出她的擔憂，試圖想要遮掩有些哽咽的語氣。
看似是一部記錄台灣政治、社運角力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從昔日的政治新星陳為廷、參與台灣社運的陸籍學生蔡博藝兩人的角度，走過六年的時光，歷經過反媒體壟斷、太陽花學運，用年輕人視角，見證台灣民主發展歷程。
實質上，對傅榆來說，這部紀錄片只想真摯地表達，中、港、台年輕人如何看待自我，更是如何懷抱夢想看待自己的國家。
傅榆跟拍整整六年的時光，一開始沒想到，紀錄得來的，是陳為廷、蔡博藝一路從默默無聞，攀爬至成名、卻又墜落的故事。
經歷低潮、停擺近兩年多的時間，傅榆梳理超過100小時的畫面、掙扎與苦惱的剪了12個版本，最終的版本，不僅奪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殊榮，與此同時，首度獲取奧斯卡金像獎候選片資格。
傅榆拍紀錄片，像是在找尋某個題目的解答，而這部片的初衷，則是與她踏上探索「自我身分認同」，脫離不了關係。
深藍家庭出身卻期待「對話」 意外開啟紀錄片拍攝之路
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母親是印尼華僑，是新住民第二代的她，對家中深藍的政治光譜向來深信不疑。大學時期一次與好友談論陳水扁的經驗，意外起了爭執，當時的傅榆，只覺得「政治好煩」、「政治跟自己沒有關係」。直到319槍擊案，才意外敲開了她對政治的想像。
「那時候因為319槍擊案，我的父母親都上凱道抗議，結果當時的BBS系版上，卻有學長發了一篇文章，在訕笑這些上凱道的群眾，」傅榆有些無奈地追憶當時，「我當下就覺得自己的父母好像被羞辱了、內心悶悶的，所以當下的我，就想要正面回應，結果想當然，我就被嘲笑『無知』⋯⋯」
傅榆像是又想到了些什麼，急忙地補充：「但如果現在我回頭去看那篇文章，我一定會大力的嘲笑自己，因為當時的我，卻連白色恐怖、戒嚴時期都不理解。」
從一無所知、自我懷疑的起點開始，傅榆開始想像著，倘若藍與綠的世界，能有一座橋樑能促使彼此對話，這樣會不會有不再平行的可能？
這個疑問伴隨著她遇見教授郭力昕的提點，頓時茅塞頓開。郭力昕質疑為何台灣早已解嚴多年，卻為何沒有單純討論政治、政黨政治的紀錄片？
傅榆像是找到了解答的可能，一腳踏進政治主題的探索，卻沒想到這項叩問，竟成了她的人生志業。
研究所畢業製作的《大家一起照鏡子》是傅榆紀錄片的起點，她找來深藍的父母、與同學的深綠父母，來來回回拍攝短片，試圖讓彼此透過對鏡頭的陳述，可以更加客觀理解雙方立場。
曾一度乍現相互理解的曙光，卻因當時2008年總統大選，又將那微小的可能給吞噬掉。當時藍營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聲勢大贏，使得鏡頭記錄到「就是因為婦女票馬英九才會贏」的片段，當時深藍的父母親憤怒到不願再繼續對話下去。
原以為可以試圖敲開一些不可能的可能，深受挫折的傅榆花了好一段時間消化這段失敗，「上一輩的政治傾向，和他本身的生長背景、成長經驗脫離不了關係，一旦這個傾向被否定了，就像是整個人都被否定了。」頓時，理解這個深層因素的傅榆，打開了她對社會好奇的開關，想要透過鏡頭，知道更多的解答。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對話續集 用紀錄說出台灣現今困境
上一世代的藍綠對話挫敗，點燃了傅榆想挑戰延伸對話可能，「若是年輕人，他們會怎麼看台灣政治？」這個念頭，造就了《藍綠對話實驗室》紀錄片的誕生，找來藍、綠、不藍不綠的年輕人，坐下來談論政治，其中一個參與者，即是在清大念研究所的陳為廷。
《藍綠對話實驗室》好比是線頭，在這些年輕人的一來一往的交流中，傅榆慢慢抽絲剝繭地理解出，「台灣不斷陷入藍綠、統獨議題的無限迴圈當中，很大的關鍵在於『對自己國家有沒有共識？』，這就牽涉到台灣的轉型正義…」傅榆淡淡地吐出字句，從一個政治局外人的角色，傅榆像是在外邊摸著了解答，卻又覺得不夠。
「年輕人願意對話，台灣不只有藍綠，還有難解的中、港、台問題，我就在想，找來這些願意對話的年輕人⋯再拍個四年，作為《藍綠對話實驗室》的續集。」傅榆從沒想過，這一拍，就是六年，不只記錄陳為廷、蔡博藝兩人的轉變，也將自己六年的青春給拍了進去。
從跟著陳為廷走進街頭反媒體壟斷、隨著蔡博藝回中國發表新書〈我在台灣 我正青春〉，鏡頭直到太陽花學運，理想的熱情不斷堆疊至巔峰，傅榆用鏡頭，跟著這兩人衝撞體制的過程中，為心中理想的民主畫面拚搏。
▲以當時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陳為廷與蔡博藝兩人為主軸，紀錄片真實呈現中、港、台年輕人與社會積極對話的努力姿態。（照片提供／七日印象電影有限公司）
但沒人料想地到，攀爬至頂峰後，緊接而來的是墜地。陳為廷因性騷擾風波跌落、蔡博藝競選淡江學生會會長因國籍議題受挫…傅榆開始陷入低潮，停拍近兩年的時光，不斷自問「還要再接著拍嗎？」、「這還有辦法進行對話嗎？」
直到《幸福定格》導演沈可尚的一句提點：「他們兩人的故事很棒，但這部片你想表達什麼？」傅榆再找他們兩人對話，蔡博藝猛然一句提問：「那你當初為何要拍我們啊？」傅榆像是被觸動了些什麼，不自主地哭了起來。
一度以為拍紀錄片能做些改變，但當陳、蔡二人走進低潮，傅榆才驚覺，自己似乎在他們的人生，投入過多的期待，自己也跟著重摔在地。
隨著沈可尚的鼓勵，傅榆將自己的旁白、哭泣的段落加入紀錄片中，儘管製片團隊所有人都感到不確定，鏡頭呈現對抗中國的台灣學運學生、熱愛台灣民主的中國學生，再加上一個觀察者的紀錄片導演，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料想不到的火花就此誕生，從陳為廷與蔡博藝，再加上傅榆三人，以他們曾經勇闖的青春片段，試圖運用鏡頭，與觀眾、台灣社會對話，直到奪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肯定，才使得傅榆從沉甸甸的低潮之中，慢慢站了起來。
不是想當「台灣之光」 走上奧斯卡是要讓世界真正認識台灣
有別於以往的金馬獎，今年美國影藝學院首度宣布，55屆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即同步成為奧斯卡金像獎候選片。幸運雀屏中選的，正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贏取小金人的門票在手，傅榆起初像是一手握住了沙，感到有些不太真實，卻又不太確定能不能緊握。
因為等在後頭的，是一連串的挑戰與經費需求。角逐2020 年奧斯卡獎，得先與全球高達一百部以上的紀錄片競爭，經過美國影藝學院八千名會員的遴選，才有資格擠進最後十五部的複選名單。
從國際巡迴試片、推播，到國際報章雜誌、電視媒體，甚至是委託國際專業公關，強力向八千位有投票權的學院會員推廣，初步估算，想要走進小金人典禮，就得花費至少三、四百萬元的經費。
看似難以勝算的競賽，傅榆卻鼓足了勇氣。因為只要開始努力奔跑，就有機會在最終典禮上，使《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被直播到全球一百多個國家。
以眾人之力的力量，會不會走得更遠？群眾募資推出不到一個月，募款數字已邁向一百五十萬元，但能不能達到目標的四百萬元？傅榆有些沒自信地說著：「覺得…到四百萬可能有點難，但無論如何，我們會透過各種方式，有多少做多少。」
回歸初衷，走上奧斯卡的目的，傅榆並非是想要踏上「台灣之光」的俗套。
「我希望這部片可以被更多人看見，這是台灣的真實處境，中國與台灣的互動關係…但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也是身為台灣人很容易有的感覺，我們真的不被當成世界的一份子。」
傅榆的喉頭像是被掐得緊緊地，一字一句吐露地辛苦，「我們不是都期望自己的國家在正常的位子嗎？」傅榆的一番提問，讓當下的場景彷彿又時光倒轉到了金馬典禮當天。
角逐奧斯卡獎，是身為導演的傅榆，想帶著台灣到達更遠彼方的重要里程碑。能走得多遠，沒人能知曉，但不論走的再遠，傅榆心心念念的仍舊是這塊土地，這塊滋養著她成長的國家。
▲傅榆：「我自己站起來了，我覺得我應該要做些什麼，讓這部片給更多人看到，身為紀錄片工作者，到底能改變什麼？我只能靠我的片子，雖然不知道能改變什麼，但總要試試看。」（攝影／劉咸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