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迫使大家在壯年時期就思考死亡議題,本刊調查,有七成六民眾想預立醫囑,但其中,僅五七%長者有意願。「老人照顧老人」的時代將屆,專家教你如何向父母開口談死亡,縮短世代生死觀。
就算主持過很多溝通病情的家庭會議,出過數本安寧書籍的黃勝堅,回到兒子角色和父親談DNR(Do-Not-Resuscitate,臨終不急救意願書),也同樣忐忑。
「父親八十八歲時,因心肌梗塞裝支架,我就想找他談,但遭兄長回拒。」二○一○年歲末,父親又因為膽囊發炎住院,除夕返家吃圍爐,排行老么的黃勝堅又想開口,「但,二哥又是一腳拖鞋踢過來。」
隔天,大年初一,黃勝堅逮到父子單獨共處,找來已經預立醫囑的媽媽壯膽,他問爸爸:「這次生病,足艱苦吧?人老病痛總有,若有萬一,你有什麼打算嗎?」
一旁母親幫腔:「你要疼小孩,不要讓小孩到時候歹做人。」父親怒:「你們在說什麼?」
「堅仔寫的書,你也有看過啊。」母親繼續遊說。
黃勝堅接著說:「阿爸,你若簽意願書,是穩贏的,若發生事情,我一定會拚下去;但若無法度,我們就拔掉那些不舒服的管子,我也會全心照護你,簽DNR進可攻,退可守,簽了,就好像放一張王牌在手上。」
預先準備 子女才不會爭執
事後,兄長對黃勝堅驚呼:「你真敢,大年初一吔!竟然叫老爸簽DNR。」
父親隔天在餐桌上,吃到一半,放下筷子對大家說:「我簽這張,不代表我放棄生命,我要告訴大家,不准為我插鼻胃管、壓斷肋骨、電擊。我對我的人生是很滿意的,你們不要到最後一刻,讓我卡在痛苦的關卡。」
「父親是成功的企業家,尊嚴、舒適是他最在乎的,因為他的預先準備,享年九十四歲後,六個兄弟姊妹沒有爭執過。」黃勝堅建議:「要跟父母談DNR,最重要的不是講文字內容,而是挑時機,才能成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社工師主任田麗梅也提醒,要跟父母談DNR可把握三重點。
親友實例、新聞 都是切入點
一、挑時機,談別人案例:陪同父母探望臥病親戚,可問:「你覺得像她這樣如何?全身插管很痛苦吧?」「你若覺得不好,我們來一起想想辦法,聽說現在醫院在推動,要不要來試試?」
二、倒著講,從自己出發:播電視新聞時,常見許多意外事件或藝人猝逝,可藉機「人生無常」的觀念來吐露自己的醫囑主張:「如果我碰到意外,搶救無效,我希望能怎樣,不要自己累,也拖累家人。」技巧性地引導父母談論死亡議題。
三、先傾聽,尋求協助:不要開宗明義,就跟父母遊說簽醫囑。田麗梅建議,為人子女的,要先了解「父母是怕痛苦?怕拖累?怕爭執?或是怕被放棄?」應該先旁敲側擊後,才決定是否要開口。若不知道如何開口,或是達不成共識,也可以到醫院的社工單位,由醫院的社工師來召集家庭會議,從旁協助。
「因為台灣的老年人在家本來就很少表示意見,怕一講和子孫之間的感情就破裂了。」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楊秀儀說:「研究發現,老人為了家庭的和諧,會越來越沉默,聒噪的老人不受子孫喜愛,老人不知道自己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其實他們都想過死亡,大部分傾向順其自然,不要高科技的介入,可是他們不會表達出來。」
「思考『自己的死』,並不是思考自己的『死法』,而是思考到死為止的『活法』。」現年七十六歲的中村仁一是日本著名的安寧照護醫師,他僅在人口約三千人的名田庄村擔任診療醫師二十幾年,後以自身體驗寫出的《大往生》一書,被視為「顛覆醫學與生死」之作。
他成立的「思考自己之死」聚會邁向二十年,舉辦壽衣走秀與試躺棺材,蔚為風潮。當躺進「方寸之間」棺木,在幽暗的空間中,發現自己「能帶走的東西,實在極少」。
相較於日本社會透過「躺棺材」的局限性來學習死亡課題,台灣的預立醫囑,也是另一項「人生清單」,透過死亡的練習,調整自己的活法,朝著更舒適、尊嚴的人生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