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念真大病後人生態度大轉彎　「時間到了就該離開　別麻煩那麼多人」

我想簽預立醫療決定書的念頭已經很久，終於在兩、三個禮拜前簽了。

今年（編按：二○一九年），我實在進出醫院太多次。本來在家裡摔倒，送進醫院，結果發現我尿出來整個馬桶是紅的，才意外被檢查出來，確診有膀胱癌。

我記得，那天是生日前夕，本來以為一天就可以出來，沒想到住院住了好多天。還好是初期（零期），馬上把它拿掉。然後，醫師跟我說，可以考慮簽預立醫療決定書。我才想到「對哦！」

我太太是一個護士，我們只有一個小孩。其實早在四、五十歲時，我們不管是認真討論還是平常聊天，都會談到我們生命最後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我很喜歡一句話，覺得這是最人性的一句話：「不為死者流淚，請為生者傷悲。」

對死亡司空見慣的礦村孩子 更為生者傷悲

我在礦村長大，經常碰到死亡。小時候有礦工死掉，我哭，哭到真的沒辦法克制，大人都說是因為我跟叔叔感情很好，很想念叔叔。但其實不是，我在哭旁邊燒紙錢的那些人，那個小孩跟我一樣大，他們等下就不能念書了，要當童工了。

我對生命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時間到了就該離開，不要麻煩那麼多人。

當初，《病主法》草案剛過時，柯一正（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找我聊過，那時候我還不很清楚。但現在了解了，法案構想跟我想的一樣，就是應該在自己還健康、清醒的狀態下，決定以後要怎樣。

而且它規定得滿詳盡，比方說重大疾病末期、不可逆的昏迷、重度失智，就是那種你幾乎沒辦法掌控自己，沒辦法去說明要怎麼解決自己生命最後階段（編按：《病主法》第十四條），我們在此刻可以先決定。

當醫療好到不適者也能生存 社會資源與人類尊嚴的考量

簽之前，醫院也跟我說明，先有醫師、護理師，後來有社工。他們還跟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醫師，他有胰臟癌跟肝癌，已經簽了（預立醫療決定書），但後來，他看研究發現有一種新藥，說不定有機會，所以他就取消，決定看新藥反應再做決定。即便是到最後，真的決定放棄所有生命維持，最後還是會由醫師判定是不是「病危」做最後的決定。

當然，你也可以拖下去。但是有意義嗎？

我看過一本書，它講得很好。「達爾文說，適者生存，但現在醫療已經好到讓不適者也能生存。」我，要不要變成那樣的人？

我覺得，第一、生命在那樣狀態下，我會給子孫增加很多麻煩。

 

第二、我浪費很多社會資源，包括照顧你的人。

 

第三、浪費很多醫療資源。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在生命最後一哩路尊嚴地離開，對政府、國家也是節省很多資源。

我很幸運，家人跟我想法一致。

我有一個朋友，躺了八、九個月，他插一根管子，臉的顏色已經不太一樣，誰去他都不知道。八、九個月，沒有人敢決定怎麼樣讓爸爸離開。

而且很奇怪，通常是平常不見人、住外國的家人反對最大聲。所以，我們要自己決定這件事情，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中最主要的負責人。

我們看過那麼多小說、電影，也知道人性會有虛偽面，這是無可奈何的！或許我比較壞，我覺得每個人到最後，尤其是家屬，都希望把責任丟給醫師。說實話，大家都不願意去承擔這種責任，醫師也很無辜啊。

我爸爸過世時六十二歲，他一生做礦工真的很辛苦。算一算我的年紀也六十多，而且我好命多了，若此刻真要我離開，我也不會遺憾。兒子大了，太太不會餓死。我反而怕他們在我完全昏迷狀態下，不敢拆下那些砰砰叫的儀器。

我跟太太都交代過，簽了之後就是這樣執行。現在，我都隨身攜帶（預立醫療決定書），也跟身邊人宣導，像講故事一樣。

若你未來變成癌末病人，沒救了，或不可逆的昏迷、永久植物人還有重度失智，連呼吸都忘記了。這種狀況下，你可以決定怎麼離開，有幾種方法……，用最簡單的方式講。

最重要的是，第一、生命最後一哩路想要怎麼走，自己是最重要的負責人。

 

第二、永遠要記得可以更動。如果有什麼新藥、新的治療想嘗試，也可隨時改變心意。即便到最後，你決定要了，還是要醫師出來評估。規範真的很寬也很人性，不是你今天簽了，政府就規定一定要執行！

 

第三，應該讓你最親近的人都知道。

很多父母可能會避談這個話題，如果子女要跟爸媽溝通，可以先說「我想去簽！」然後好好地講，讓父母聽進去，他們自己也會思考。

不是心電儀上上下下在跳，就代表還活著。一個生命結束，會有另外一個生命來取代我的位置。現在，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大部分對生命看法已經不一樣，不像上一輩人，被抬去埋掉之前都覺得自己活著。

就像是花謝一樣，花瓣一片一片掉下來，我覺得很醜，也沒有意義。我寧願像是武士之樁，花謝時，啪一聲，整朵就掉下來了。

你想要哪一種？

吳念真

出生：1952年
現職：吳念真影像文化事業董事長、大象影片製作公司董事長、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理事長
作品：著有散文集《念念時光真味》、《再會吧北投》舞台劇劇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