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台灣的我們,也許不能很深刻地體會到司法通譯的重要性,然而,對於任何一個語言不通的外國人來說,這樣制度的落實相當重要。根據統計,105全國地方法院涉外案件(指牽涉外國籍之人、事、物之案件。)中,有傳譯的案件僅占40%,等於有一半以上的案件因為沒有通譯,可能並沒有得到適當的偵訊,其中造成的冤案更是無法估計。
2017年,台北市中正一分局被爆料,在偵辦印尼籍女看護遭雇主性騷擾案件時,請來的司法通譯人員不僅翻譯錯誤,甚至言語恐嚇要「性侵」該名女看護,所幸案件在媒體曝光後,才成功地替被害人討回公道。「這其實不是一個多特別的個案,而是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的通案罷了。」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說道。
身在台灣的我們,也許不能很深刻地體會到司法通譯的重要性,然而,對於任何一個語言不通的外國人來說,這樣制度的落實相當重要。
「1992年,有數名日本旅客到澳洲旅行時,導遊暗中在他們的行李箱內放置毒品,使得日本旅客被當地政府以運輸毒品的罪名起訴,當時雙方因為語言不通,導致這些日本人白白被關了10多年。」陳允萍說道,若是台灣人在國外旅行誤觸當地法律規範,也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形,藉此提醒大眾「司法通譯」的必要性。
承辦外籍人士司法案件長達25年的陳允萍,綽號Peter,目前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台東服務站服務,回想起早期擔任外事警察時的自己,每次遇到外籍人士前來報案,都無法順利與對方溝通,甚至連做筆錄都很困難,「那個時候我們都是警察自己問案,平常的時候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但當這個案件牽涉到一個人的死亡時就不一樣了…」陳允萍感嘆道。
▲曾經是外事警察的陳允萍,因為工作認識了許多外國籍的朋友。(圖片來源/陳允萍提供)
一條人命 讓他決定為外籍人士奮鬥
大約在20年前,陳允萍接到了一名菲律賓移工-瑪麗亞的報案,該名移工宣稱自己被陌生男子-小朱性侵,抓到移工口中的嫌疑犯後,「小朱坦承他們發生關係,但堅持說是『你情我願』。」陳允萍說道。當時對瑪麗亞的說法堅信不疑的陳允萍,忽視了小朱的辯解,「小朱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喝農藥以死明志,我還記得當時我跑去罵他『大男人敢做不敢當!幹什麼自殺!』結果他在我面前留下一滴眼淚後,就走了…」陳允萍回憶道。
兩年後的某天真相大白,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官員告訴陳允萍,瑪麗亞的同鄉私下坦承,其實瑪麗亞和小朱是對情侶,瑪麗亞怕被雇主發現,才辯稱自己是被性侵,沒想到因為她的一句謊言,加上一連串制度的缺失,意外釀成了一場悲劇。
「瑪麗亞的同鄉知識程度不高,中文跟英文都不是很好,他只會講菲律賓語(Tagalog),不知道如何向警方說明,因而當時並沒有說出真相。」陳允萍表示,當時雖然對案情有所懷疑,但因為找不到合適的通譯,就沒有再繼續調查下去,「只能由我這個說英語的外事警察,球員兼裁判地擔任通譯。」陳允萍說道。
他並表示,當時這個案件從派出所的報案筆錄、分局的移送,到地檢署的偵查及法院的羈押開庭,場場皆由他來充當通譯,「有時候我在想,如果當時我們已經有良好的司法通譯制度,或許我們就能在當下知道事情的真相。」陳允萍感嘆道,一場冤案讓他悔恨不已,也讓他意識到司法通譯的重要性,進而開始萌生了建立通譯制度的念頭。
然而,開始投入司法通譯研究的他發現,台灣的司法通譯制度存在著許多不合理之處。
傳譯比例不到一半 司法通譯形同虛設?
根據統計,105年各檢察機關刑事案件中,外國籍當事人及相關人人數達4,512人;同年各檢察機關使用通譯人次為3,206人,但這當中包括原住民語、客家語及手語。粗估至少有1,300位外國籍當事人及相關人出庭時,並沒有通譯在旁協助,而這還是在地檢署起訴的階段過程中而已。
「我發現,一個案件可以真正進入到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的起訴、審判跟執行這個階段非常少,粗估大概一萬件中僅有一百件可以真正進入程序,可以享有語言傳譯之基本訴訟權益保障,但其他大多數的案件在偵查或調查階段因沒有合適合格的通譯幫忙傳譯,就草草結束了,嚴重的影響語言不通當事人訴訟的權益。」陳允萍補充道。
以法院為例,105全國地方法院涉外案件,總數為12,370件,有傳譯的案件僅占40%。其中,刑事案件、民事及家事案件的傳譯比例偏低,其中刑事案件傳譯比例僅占9%;家事案件傳譯比例更不到1% 。
▲各地方法院涉外案件總數及使用通譯案件數。(資料來源/尤美女辦公室提供)
▲各地方法院涉外案件類型及使用通譯案件數。(資料來源/尤美女辦公室提供)
地方法院使用院內通譯比例不到1%,大多使用特約通譯,而大部分的特約通譯,由於薪資報酬過低,每件從500元到4,000元不等,很難找到適當的人選,「這些特約司法通譯若不是有熱情、有使命感,沒人會想做這份工作。」陳允萍補充道。
▲各地方法院使用通譯類型。(資料來源/尤美女辦公室提供)
陳允萍更表示,除了薪資上的問題之外,最令人擔憂的是,司法通譯證照的取得方式。「之前我有一個學生告訴我,他在報名司法通譯訓練課程之後,因為工作的關係而出國,一堂課都沒有上到的他,依舊領到證書。」陳允萍感嘆道,甚至還有許多參加過公家機關的司法通譯課程的學生,畢業後特地跑來上他的課,原因竟是「因為聽不懂他們教的內容」。
▲陳允萍於全台許多地方皆有教授司法通譯課程,當中有不少外籍配偶前來修習課程。(圖片來源/陳允萍提供)
台灣司法通譯的推手 卻反遭人檢舉?
正因為見到種種荒謬的現象,讓陳允萍更堅定地發展台灣司法通譯的制度,他除了在全台四處演講、教授課程之外,也積極與政府機關合作,「我不但去申請勞動部的iCAP(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也和資策會合作開發『司法通譯VR實境模擬教學與考試系統』,是全國第一個將VR沉浸式測驗,導入國家司法考試的。甚至,我自己編寫司法通譯的教材。」陳允萍驕傲地說道。
雖然在陳允萍的努力之下,司法通譯漸漸地受到了重視,但對於某些人來說,總是和現有體制唱反調的他,成了眼中釘。「那時候我莫名其妙被人檢舉,我被認為是藉由協會把持通譯相關事務,又是被記申誡、又要寫報告的。我只是想盡一份心力去捍衛每一個外籍人士的權利,卻被同仁誤解,當時真的覺得很受傷。」陳允萍感嘆道。
新住民眼中的「英雄」 他堅持捍衛外籍人士的人權
「我們來到台灣後,乖乖的過生活卻要被別人欺負,那時候沒有司法通譯協會、也不認識Peter(陳允萍),遇到問題真的都不知道要向誰求助…我很不甘心,從那個時候我告訴自己,不管是我的同鄉還是其它國家的朋友,如果他們被別人欺負的話,我一定要幫助他們!」來自越南的協會成員阿水堅定地說道。
▲來自越南的協會成員阿水,協助多為新住民解決各種大小事。
阿水來到台灣,已經是第24個年頭,曾擔任李泰安搞軌案的司法通譯,和過去剛來台灣懵懵懂懂的模樣相差甚遠,如今她不僅參與過許多重大案件,甚至成為了新住民姊妹中的大家長,總是穿梭在各個新住民家庭中,解決他們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們協會的成員有8成都是新住民,他們都曾有因為語言不通而使得自身權益受損。也因為這樣,現在他們都很願意用自己的力量來去幫助這個社會。」陳允萍說道,他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夠提升新住民在台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