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現在正是台灣的生死關頭

著作等身的余英時，不僅是史學家，在捍衛民主之路上也不曾缺席，他的回憶錄，爬梳了半輩子中國歷史，也是當代變化關鍵！訪談時恰逢台灣九合一選舉，政治對他來說，只是遙遠的興趣，成為「有反省能力的知識人」，才是第一要緊事。

余英時已經戒菸斗戒了許多年，但他話講久了還是多少容易累，就像他總開玩笑：「英雄氣短」，先生說到累了，有時總費勁，氣喘吁吁地。

怎麼說，他也是個八十八歲的老人了，原本說好只做三十分鐘電話訪問，然而余英時心軟，題目尚未問完，他就不喊停。這位曾獲「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中英著作近六十本，論文四百餘篇的歷史學者，抖擻著精神，將話題一個接著一個聊了下去。

電話那頭的他，正坐在普林斯頓郊區的樹林小屋裡，那是余教授和夫人陳淑平在美國棲居三十多年的家。余家後院有一整片竹林，據說三十年前，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將他家的幾枝唐竹種在余英時的新居，現已滋生成叢。余英時習慣熬夜著述，數十年皆然，當他接起電話時，已經是美國時間晚上十一點。

余英時現在棲居於普林斯頓的小屋，專心著述。

數十年書寫歷史不輟  半生回憶錄  點出跨時代中國變化

他近年磨出了一本《余英時回憶錄》，最近在台灣出版，這本書的構想，源於二○○七年廣州記者李懷宇訪問余英時留下的訪談錄。李懷宇本來想寫的是「以余英時人物生平為中心的口述自傳」。

然而，余英時用濃濃的安徽鄉音說：「我是寫歷史的人，我想從史學家觀點，將個人經驗、親見親聞，以及這幾十年中國變化關鍵的地方給點出來。」這位被譽為「胡適之後最傑出的華人學人」，說話腔調總有一種古樸誠摯的氣質，邏輯脈絡更是清清楚楚，講什麼都是條理分明。

余英時是寫歷史的人，也是活在歷史中的人，與其出版一本談自己生活思想的「口述歷史」，他更希望此書能轉換為他七、八十年來個人「所經歷的事變」，於是他提筆自個兒寫成了這本半生回憶錄。

回憶錄就和余先生的年紀一樣，跨度悠長、縱深精微，他從七歲有系統記憶時開始寫起：那是對日七七抗戰，余英時回到安徽潛山鄉下的一九三七年，一直寫到他赴美到哈佛大學拿到博士的六二年。

余英時說他還準備繼續寫，老英雄氣可不短，「教書以後很多事情還沒寫呢！」余先生筆耕了一輩子，一面研究撰述著中國史專著，一面也準備續寫回憶錄，人雖隱居普林斯頓小屋，卻渾然沒打算擱筆。

余英時的書房有個雅號叫「小書齋」，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出版社總編輯廖志峰曾進到裡頭，書法家張充和將清代書畫家鄭燮寫的「小書齋」三字拓給余英時，被他掛在牆面。房裡貼牆的書櫃，分成一格格地，擺滿的當然盡是書。小書齋深更常亮，余英時平常就窩在這兒工作的。

然而就像「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王丹說過的，余英時是「擇善固執」的人，他雖待在美國郊區，卻可不只埋首書堆。余英時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他卻不斷以一位「知識人」的身分，為民主、反專制仗義執言。王丹說他「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豈止是不隱瞞，而且是大張旗鼓。」

六四天安門事變時，時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一九八○年代，為台灣黨外運動發聲，香港佔中、台灣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都曾聽到余英時為捍衛民主疾呼之聲。

就像他那本「回憶錄」，不只是私人生活經歷，更是一個知識人的學思經驗與時代之間的對話，是一位堅持民主知識人的理念養成史，即使是他，信念也非一朝一夕就奠定起來的。

88歲的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仔細記錄了他半生學思，並面對其生存的時代。

曾入共青團  有「左傾狂熱」19歲留港決定  開啟知識人反思一生

余英時現在民主信念極深、反共立場鮮明，但在一九四八、四九年，他其實也曾加入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也就是現在「共青團」的前身。

「我經歷的事情，你們不可能想像。」余英時並不迴避這件事：「那時候所有大學生、好一點的學生，特別想把中國搞好一點的，都希望有很大的改變，都希望中國走上獨立自主，能自己發展的一條路，而且對國民黨腐敗的情況也不滿意。」

「一九三八年到四五、四六年，共產黨在重慶有一個總部，他們辦《新華日報》，那是共產黨的報紙，所鼓吹的都是民主、自由、人權。」余英時說：「那跟青年人欣賞的價值是相同的，所以我們沒辦法分辨。」當時他家人先行離開中國，轉往台灣，後來輾轉到了香港，余英時為了處理上海家裡的事務，續留中國，後轉往北京就讀燕京大學。

余英時自嘲當年患了「左傾狂熱症」，有人從安徽老家來訪，對他抱怨了些地方幹部殺人逼錢的殘酷行為，余英時竟聲色俱厲地駁斥了家人。

歷史和際遇常常都是偶發的，一九四九年，他決定在寒假赴港探親。當年他雖在香港接觸了史學大家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但他完全沒有留在香港的打算，然而一切就是那麼巧合。余英時當時接著要離港回京時，他搭上了一列前往廣州的火車，不料火車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拋錨。留在石龍的四、五個小時之中，還沒「筆參造化，學究天人」的余英時，就先「天人交戰」了一番。

「這時我才想到，中國人很多，多我一個、少我一個沒關係。但我父親需要我幫忙，我剛到十九、二十歲，我父親在香港沒工作。所以我想還是要先管我家、先管我父親。」這是決定他一生的關鍵時刻，「我們還不知道將來是什麼樣子，共產黨將來會是什麼狀況，韓戰當時已經發生了……。最後我就回到了香港。」

他在燕京大學時，並沒有聽到不滿新政權的聲音，但四九年底，他要去香港時，先繞道上海住了幾天，竟聽到許多有關地方幹部怎樣殘酷對待所謂「地主」、「資本家」的報導。後來讀到史學大師顧頡剛的日記，完全印證了幾十年前的報導。他對中共認識的轉變，便是由此開始的。

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在大時代裡生存的人，不可能不面對自己身處的歷史，從潛山的鄉村經驗到哈佛，再到耶魯、普林斯頓，余英時都不斷反思，不斷自我推翻，這樣才可能養成真正的文化素養。

後來在香港師從錢穆，接著遠渡重洋到了美國，在哈佛，師學楊聯陞、基爾莫、費正清等大師，從中得出自己的知識系統。但作為「知識人」，就像那本《回憶錄》所寫，必須不斷反思，才能確立價值。

談台灣  民主不該「憑情緒」政黨輪替非你死我活

採訪正好在台灣九合一大選前些天，余先生認為「台灣是中國文化基礎上第一個走向民主的地區」，必須珍惜、同情，但他也說現在正是台灣的「生死關頭」。余英時頓了一會兒，又強調一次：「生死關頭。」台灣決不能因威嚇利誘，向中共屈服，必須全力保衛民主自由的體制。

他認為，中國專制政權步步進逼，甚至「絕對已經派了很多人在台灣做工作」，台灣人必須「非常、非常『確定民主價值』。」余英時又說：「民主需要的東西，不光是一人投一票，而是有一種修養。完全沒有民主修養的人，有了那一票也用不好。」他說「選票多少是『量』，『質』就是文明程度。」

「台灣面臨一個大問題，民主第一？還是台灣第一？」他接著說：「如果你們總想著把台灣放在第一位，民主放在第二位，就會不斷遭遇分裂，這就是危險。」余英時不認為民主應該「憑情感、憑情緒」，更重要的應該是建立擁有「文化修養」和「理性判斷」的社會。

「台灣人權的保障、民主自由的體制，絕對不能丟掉，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余英時語重心長地說，台灣政黨習慣於黨同伐異。「內部像是有兩個不同國家一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樣是不行的，如果民進黨執政時，要推翻國民黨；國民黨執政時，也是這樣，那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不讓對方起來就沒有民主可言，這樣又是一種『一黨專政』了。」余英時說：「消滅敵人那就不是民主。」過度講究激情的「民族主義」，也很可能會傷害民主制度。

論中共  人心最重要  世界的不滿已到臨界點

「我也不希望台灣人拚命把『台灣』兩個字做文章，越『去中國化』，其實是越為共產黨民族主義鋪路。」現在中國共產黨氣焰很盛，然而在中美貿易戰下，「中國內部矛盾越來越厲害，不要把它看成千秋萬世不會動搖的，它一直在為自己掘墳墓。」

「上面不准妄議中央，下面不准尋釁滋事，但問題一直存在。」余英時以深圳工人維權事件為例：「引起全世界的人注意，美國康乃爾大學因此斷絕與人民大學的合作關係了。」

中國打壓支持工運的學生，已引起美國學界反彈。「所以整個學界、政界，包括國會、白宮、國務院，都對共產黨越來越不滿意。十一月二十九日，美國三十多位中國專家，聯合發表一篇報告：《中國影響力及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覺》，表達對中共危害美國，必須提高警惕。在美國幾十年來，從來沒看過這種敵意。」

「中國人向來講『天心是民心』，失去人心的政權就完了。」他認為：「台灣應該要在普世價值上多用工夫。」確實，台灣民主常流於分類械鬥。「我期望一個文明社會，與任何人交往都是很可靠，那我們非重視文化不可。對民主掌握的知識程度越高，民族激情發展的機會就越少。」「知識人」余英時今年八十八歲，他還在嘗試從文化去鑽研歷史，以及面對歷史，追尋著理解民主的可能性。

「保守住台灣擁有的民主法治。」老先生又強調一次，聽得出來，他真心希望台灣面對專制強權的當下，不能自亂陣腳。

選舉後，想起余英時曾說過：「政治對我來說，只是遙遠的興趣。」這句話或許沒錯，因為他關心的並非政治紛擾，而是如何作為一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人」，如何守護民主價值。

那些應該比勾心鬥角、開疆闢土或是一時選舉的勝敗還來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