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仁扛年改重擔：我如瀑布下的水鳥 鍛鍊心性

有人說，副總統陳建仁是最忙的一任副元首，依照憲政體制，除非總統授權，否則副總統應是無聲的備位元首，陳建仁會如此有「存在感」，正是因為接下了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的重擔。

軍公教年金新制七月上路，除了調降退休軍公教人員的退休所得替代率、逐步廢止十八％優存利息等不合時宜制度，更要讓退撫基金得以永續，例如各級政府調降優存利息省下的經費，將全數挹注退撫基金。

然而，走到這一步，歷經許多波折，談及暴力衝突、記者被毆、退休上校墜樓等事件，陳建仁眉頭緊蹙，直說很不忍。

改革過程，可見陳建仁出身公衛學者的一面，以理服人、用數字說話，也一如他任職國科會及衛生署時期面對媒體，有耐心地一次次解釋，將艱深的專業知識譯成白話。

「你知道一．○四的十次方，與一．○七的十次方差多少嗎？」陳建仁以此詮釋「複利的力量」，也試著藉此說服女兒，讓她改變心意，自提六％薪水到勞工退休金帳戶。「年輕人聽到勞保會倒，就誤解勞退會被上一代領走，把勞退跟勞保搞混。」陳建仁說政府有責任多宣導，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

比較過去的學術與現在的政治工作，陳建仁說，做研究「黑白分明」，但政治工作，即使數據明確，卻得考慮更多，「科學家可以直接拿證據說『不對就是不對』，政治則要耐著性子溝通。」

他自我排遣的方式，是每天早上去望彌撒，「能做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便不覺得受折磨。」陳建仁引述《聖經》說道。

回顧改革過程，陳建仁認為若再來一次，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他也說，退休基金管理的修法已經一讀，但對於該走向「行政法人化」還是放寬投資標的，各方仍有不同意見。陳建仁不諱言，行政法人化會遭反對者質疑「又要增設機構」，甚至批評「高薪養肥貓」，但他希望「台灣政治能樂見別人好。」似乎期待眾人改變思惟，共同思考對台灣有益的出路。

談到向考試院前院長關中請益時，關中說，當年推動改革，只有考試院往前衝，被行政、立法院掣肘，功敗垂成，「他告訴我一定要堅持到底。」陳建仁笑容和煦，但語氣堅定地說。

歷經與社會溝通的長路，年改終於上路之際，陳建仁近日接受本刊訪問，自剖一路面對社會異聲，自我砥礪、尋求寧靜的心路，並披露他的下一項重要任務。

《今周刊》問（以下簡稱問）：年金改革過程中，您持續溝通，但仍衝突不斷，是否還有可努力減緩衝擊之處？

陳建仁答（以下簡稱答）：感謝軍公教人員體諒，年改在紛擾中完成階段性任務，感覺鬆了一口氣。這工作比想像中艱難，牽涉立法、行政、考試與司法四院，需要深入溝通協調。年改過程造成的衝突與社會不安，也請國人體諒，為了維護年金財務永續與世代正義，台灣和世界各國一樣，都有不得不進行年金改革的必要性。

總統當初有很多期許，首要就是要由下而上、廣徵各方意見，過程要民主、資訊要透明，必須把年金即將破產的事實了解透徹。我們因此開了二十場委員會議、四場分區座談會和一場國是會議，請相關部會報告年金財務現況及不合時宜的制度，再由與會所有委員參與討論。

擔任年改會召集人的陳建仁，為政府不得不變動福利多次向軍公教致歉，展現柔軟身段，更曾在臉書發表親繪的年改方案圖解，獲得好評。

許多數據讓我很驚訝，像是二○一六年，政府負擔軍公教年金經費約三千一百億元；另外，財政部的國家財務報告指出，距離舉債上限只剩一．六兆元，而且根據年金精算報告，軍公教年金潛在債務高達八．一兆元，年金支出對政府財政的衝擊很嚴峻。蔡總統的指示很明確，就是「政府付得起、退休領得到」，不合理的制度必須修改。

不論是早年恩給制時代，或是提撥制退撫新制設計的時代背景，都與現在全然不同，當時出生率、死亡率都高，平均壽命不如現在長，經濟成長率有六％到九％，銀行利率也高達十二％，薪資增加率高，軍公教還曾一年內兩度調薪。當時經濟情況好，大家覺得政府可以負擔很優厚的退休給付。

事實上，好景不常，在這二十年來，經濟成長率一路降，掉到四％以下，現在能到三％就很好，銀行利率不到二％，出生率大幅下降，平均壽命也增加五歲。當時的制度已經很不適宜，舉例來說，當年訂十八％優存利息，是因軍公教人員薪資水準低、一次退休金額度少，再加上利率高，現在還領十八％就完全不合理。

脫掉包袱  不推託政府責任

年金改革是針對制度，不是針對個人，政府要脫掉的是包袱，不是責任；政府有責任照顧軍公教人員，但不應繼續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以至於無法照顧年輕的軍公教人員。

總統還強調，務必照顧弱勢軍公教，所以設計了「樓地板」，符合條件的退休軍人大約五成、公教大約兩成。

• 樓地板：月退休俸與18%優存利息合計低於最低月退保障金額者，不受此次年改影響，公教為33140元，軍人為38990元。

年改必須以數據為基礎，理性討論各種方案，既然過程要透明，會議就開直播。結果部分代表邊開會邊上網，原本發言還算理性，發言完看到網上有人批評他不夠嗆辣，情緒大受影響，就少了理性討論，變成作秀。

我曾與這些代表一對一溝通，有些會提出具體方案，例如合理的所得替代率、投資報酬率該是多少，我請他們在委員會公開提出，但這些代表卻不提。

後來舉行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我就建議過程要公開，但不須即時；婚姻平權的討論也是，我們請各個團體來總統府對話，但不轉播。

第二項可改進之處是分區座談，參與者只堅持「信賴保護、不溯既往」，不提具體方案，第一場會議沒有具體成果，又造成衝突。但仍繼續進行其他場座談，過程變得冗長又沒建設性，持續造成社會不安。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應該縮短會議時程。

另一項沒做好的事，就是對假新聞和謠言的回應。社群網路發達，假消息傳得很快，年改會不斷回應澄清，速度卻比不上假消息的散播，我們努力澄清，但仍然不夠好、不夠快。

問：很多人對改革後能否年金永續仍抱疑問，尤其年輕人仍不相信領得到，目前試算的情況為何？

答：經過精算，軍公教退撫基金用罄年度可從二○三○年延後到二○五○年，其中精算的基本條件參數，包括提撥率從現行的十二％逐年提高到十八％，基金投資報酬率  訂為四％，退休年齡逐年延後一年。實際上，這些條件參數，以及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平均壽命延長狀況、出生與死亡率變化、物價指數變動，都是需要滾動檢視的。條件一旦改變，退撫基金的營運狀況就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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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要更永續，有幾個角度可以討論，第一是提高投資報酬率：目前的報酬率比買股票還差，應改善退撫基金的管理，讓投資標的適度放寬，配套措施是安全機制和理財人員獎勵機制；但目前就算投報率好，管理的公務員所獲得的獎金和其所負擔的責任根本不成比例，缺乏誘因。

我們也可參考澳洲案例，把基金分成數份，由不同公司操作，可投資不動產、科技產業，不局限於債券、股票和基金，澳洲的投報率可達六％到九％。

其二是退休年齡的延後：九○年代平均退休年齡是六十一歲，但二十年來沒有隨平均壽命延長而延後，反而提前到五十六歲。目前假設退休年齡將逐年延後到比較合理的退休年齡（六十五歲）。如果現職人員退休年齡比預期更快速大幅延後，將使基金更充裕。

第三是退休俸額採計年數的延長：目前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是採計退休前最後一個月的本俸兩倍來計算，當現職人員調薪時，還會跟著調整。新制先採計最後五年的平均，民國一○九年起再逐年增加採計年數到最後十五年。如果現職人員比預期更快速大幅延後退休，自會延長基金充裕的期間。

滾動式檢討  向年輕人信心喊話

目前年金會有破產危機，是二十年來該改革沒有改革、該由政府撥補預算挹注基金卻沒有挹注，以致出現未提撥繳交費率的舊制年資，卻請領了新制年資所提撥繳交的基金，政府也未撥補挹注基金。我個人認為目前的精算，估計基金用罄延後到二○五○年，會是保守的估計。因為現在修法已加入政府定期檢討財務永續發展的條款，如果未來精算，發現有必要由政府編列預算撥補基金時，政府該挹注就會挹注，基金財務將會更永續。年輕人不用太擔心，一定可以領得到退休年金。

問：勞保年金改革影響層面更廣，您認為政府應如何降低衝擊？《今周刊》曾調查發現，六六％受訪者贊同勞退新制中，保留政府管理的保證收益基金同時，也開放勞工自主選擇投資標的，您是否支持？

答：這次修法已加入「年資併計、年金分計」的條文，例如公務員本來得做滿二十年領退休金，但未來在公部門服務一段時間後，可轉往企業，年資合併計算，退休金則各領一部分。

勞保修正案已送到立法院一讀，主要包括增加提撥費率，採計年資從六十個月延長到一八○個月，政府每年挹注兩百億元；另現行條文也有退休年齡延後的規定等，接下來就等進入委員會討論及朝野協商，開公聽會找工商團體與勞工團體來對談。勞保基金的情況也很嚴峻，應該趕緊展開協商。

多數勞工除了勞保，還有一筆勞工退休金，雇主須提撥至少六％薪資至勞工個人勞退帳戶，勞工也能自行提撥。我女兒在NGO（非政府組織）工作，薪水不多，她不想自提；我告訴她，我年輕時也不關心年金，但自己提撥是保障未來。

有人建議勞工自提的六％可以開放自選投資標的，比照私校教職員工自選投資組合，這也是好方法。

問：除年金改革，總統是否有賦予您其他任務？

答：我與李遠哲資政近期將協助行政院提出國家永續發展計畫，響應二○一五年聯合國發表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但永續發展是台灣政府與人民應該努力的方向。

這是比較長遠的目標，定位為「二○三○年台灣要走向何方」，會牽涉能源、空汙與經濟發展等，對國家發展做比較完整的規畫，預計九月將初稿送行政院。

其中比較難的是節能減碳，不只環保署，經濟部的角色更重要，高耗能產業該升級，讓台灣的產業既精緻，產品也具高附加價值，更能減少空氣汙染和全球暖化，舉例而言，生醫產業就是其中之一。

選前我們盤點了三十八項台灣生醫產業所面臨的問題，選後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負責督導解決。過去的生醫國家會議，只有衛福部、經濟部和科技部，去年吳政忠政委把金管會、財政部、國發會找來，解決人才、資金、法規的障礙，政府適度鬆綁，有必要就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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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過去兩年來您轉換身分，有何感想？您認為這項工作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答：過去科學家的工作很單純，研究會考慮應用性，但沒有太多其他考量；副總統的工作，特別是年金改革，政治性很強，即使有數據，還要考慮更多層面，教宗方濟各說，「真正的權力是服務」，如何溝通協調，讓不同立場的團體代表發表意見共謀解決方案，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學習與考驗。

教宗也說，「好牧羊人要沾滿羊群的氣息」，政治是眾人之事，一定要跟眾人在一起，可能意見不同或遭遇羞辱，都得同理和傾聽。

《聖經》要教友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有這樣的信念，就能夠在苦難中，不覺得受折磨，我鍛鍊自己有顆寧靜的心，寧靜不是死寂無聲，而是像一隻水鳥靜靜待在大瀑布底下，身處混亂的環境，仍能有條理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