鑲嵌在變動不已的台灣社會裡，鄭有傑想拍出一群年輕人的成長故事，捕捉這一刻的台灣風景。
談起相隔七年才續拍《爆炸2》，鄭有傑誠實地說，原本真的不打算再拍，但後來看了《年少時代》這部拍攝歷時十二年，以同一批演員為主角的電影，當中講述了主人翁六歲到十八歲之間的歲月，成長的痕跡、不同年紀面臨的困境，都在鏡頭前真實地浮現，鄭有傑語氣透著讚歎：「你會發現『時間』這個元素在影像中多有魅力，是任何特效都無法取代的。」
正好與電視劇《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播出相隔七年，當年劇中的主角也從十七歲的青少年，長成二十多歲的成人；從懵懂的孩子，轉變為開始得為自己做選擇的大人。戲裡的演員長大，戲外的觀眾變老，彼此結結實實地經歷時間的洗禮，也一步一步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前，「過去這些年的歷練，就像是演員們在為《爆炸2》的角色做準備工作。」
帶著距離觀察年輕人 記下還沒壞掉的歲月
另一個讓鄭有傑起心動念拍《爆炸2》的原因，則是台灣社會過去三、五年間風起雲湧，「我覺得現在的台灣處於一個很有趣的狀態，它有很多不安定、很多事情一直在變化。」
而鄭有傑自己卡在一個稍稍比「會為了理想而衝撞的二十歲」老一點、又比「已成為被衝撞對象的五十歲」年輕一些的世代，「我錯過野百合，也沒趕上太陽花。大學時沒什麼好衝撞，也沒什麼要衝撞的，唯一的反叛就是跑去拍電影。」這個距離讓他自認恰好能在一個不錯的位置上，觀察與描寫現下的年輕人。
帶著距離描寫年輕世代，鄭有傑說，「二十出頭」正好是一個有趣的年紀，可塑性最大，還有勇氣去衝撞，「但漸漸地，我們會發現有些地方不是你能改變，你開始會有一些無力感。這時候每個人都會有不一樣的選擇，而做怎樣的選擇，就會成為不一樣的大人。」
「我想拍的，是一群青少年的成長歷程。他們的成長，正好鑲嵌在這幾年變動中的台灣社會裡。」藉著影像，鄭有傑企圖捕捉某個時刻的台灣，「記下它還沒壞掉前的歲月。」
以這幾年社會氛圍為基底的《爆炸2》，第一集裡便摻雜不少時事元素，像是資本進入媒體、三一八運動等，都能在戲劇中看見線索。五位主角裡更安插了一位「陸生」，讓近年熱議的「中國因素」，在主角間的人際互動上真實呈現。
像是陸生黃茜打算加入異議性社團時，被質問「知不知道什麼是言論自由」，或是一場參與座談會時，聽到每個參與活動者的自我介紹裡，都包含一句「支持台灣獨立」，聽得黃茜手心冒汗、臉色發白的戲，都真實反映當前社會對於「國族」議題的敏感性。
鄭有傑並非頭一次直白切入國族和兩岸問題核心，早在二○一一年，他應邀參與金馬影展發起的《10+10》電影聯合創作計畫，當時他拍的短片《潛規則》，內容便講述一班電影劇組擔心影片賣不出去，因此想將拍攝現場的國旗看板拆掉，沒想到國旗看板拆下來的瞬間，牆上油漆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八個字，讓劇組導演再度瞠目結舌。短短五分鐘的影片飽含黑色幽默。
鄭有傑笑著說，當時侯孝賢來找，「我問他要拍什麼主題？他說隨便我，只要是台灣獨有的就好。那我們的處境——不管你要用悲傷或什麼角度來看，的確是台灣獨有。」這個獨有的處境，或許因為台灣人太過習慣而被忽略。鄭有傑說，影像的功能是讓人重新面對習以為常的日常，並重新思考與檢視這樣的情境。
只是近年影視產業興起兩岸合作風潮，但也有不少藝人、導演因為支持社會議題，無端遭中國網友貼上「台獨」標籤，造成不少困擾。問鄭有傑擔心被貼標籤嗎？他一口爽快地說：「我沒有包袱。而且房間裡就是有隻大象（中國因素），我總不能假裝沒看到牠吧！中國因素就是存在，我為什麼要裝作它不存在？」
身兼編導製作 懷抱希望「一直做下去」
「在台灣，要支持什麼立場或議題都可以，言論自由是很多人用血換來的。言論自由的消失是一點一滴，可怕的不是有法律限制你，而是你心裡有個障礙。」講到這裡，原本一派輕鬆的鄭有傑，語氣緩慢，一字一句：「我們已經解嚴三十年，但如果我們開始想著『會不會擔心』，那便已是倒退。」
不願迴避眼前台灣社會的現狀，「因為這就是這群年輕人成長過程裡的真實情境，我也只是選擇不迴避。」但鄭有傑也俏皮地強調，戲劇本質仍然是個偶像劇，不是討論議題的紀錄片，而他要談的總是人的關係，以及從第一部延續至今的核心，「一直繼續做下去，才有可能看到希望」。
至於「怎麼繼續做下去」，鄭有傑誠實地說，就像他拍片，拍攝時間僅有短短四十五天，又有預算限制，「還好我自己是編劇、導演兼製作，一場戲預算不足我們馬上能修，不用再個別和導演、編劇溝通。」但他口氣凌厲，強調這根本不是正常的拍片環境，而他也只能不斷嘗試怎麼做才能讓整體環境變好。
「『繼續做下去』就是每天在現場把該做的做好，給演員足夠的休息時間。因為『希望』是靠每天每個小細節串起來，小到像對字幕這樣的細節。」鄭有傑說。而你只有繼續努力，才有機會遇見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