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坦言面對一群高中生演說不太習慣，但言詞真誠動人，像是鄰家大姊姊般親切。

我是北安國中第一屆畢業生，所受的教育和舊學校也不同。國中分班時，把成績好的和差的混在一起，變成實驗班；每六個學生分成一組，桌椅併坐在一起上課，有一天我被點名到黑板解數學題，答對時很高興，老師卻很生氣，問我，「為什麼你會，但同一組的其他五人不會？」這位老師的態度是對的，大家要相互合作，現在回想起來，這也許是不錯的教育方式。

高中時期：前兩年吊車尾  進入自我學習系統才逆轉成績

念國三時，我媽帶我到姊姊念的北一女去，希望我也考上，結果我沒有，母親很失望。高中第一次段考後，我母親更傷心，因為全班五十八人，我考五十一名。

父母親很擔心我不能畢業，問我要不要念高職，我就真的去考高職，但是考了兩科後就不想考，回去念中山女高，過了兩年很悲慘的生活，跟不上老師上課速度，老是聽不懂。

母校中山女高學生，特別贈送繡有蔡英文就讀班級和總統就職日期的制服，以及熊寶寶吉祥物。

但是上了高三，我越考越好。原來，學習過程中，只要是自我學習系統無法吸收的東西，我就是讀不來，不過，一旦進入我的自我學習系統，就無法忘掉；等到高三，這些內化的東西都累積，我就考得不錯。

我是非常內向、話不多的小孩，剛才主持人在後台問我「高中時在想什麼？」其實我都在想怎麼畢業，還有就是肚子很餓，下課常要去門口的麵店吃大碗的麵，那時的我很瘦、食量很大；但是有關將來要做什麼，我沒有好好想過。

當時我和別人打交道很困難，所以想要念一個沒有人會跟你爭論、吵架、溝通的科系——歷史、考古學；結果父親說我會餓死，希望我念法律。

當年，台大法律系是台大所有科系中分數最低的。進入台大後，我又開始悲慘的人生，老師講的課，我大一到大四都聽不懂。畢業考最後一科是最難的「法理學」，考完，一位同學對我說：「我今天報仇了，四年來我都聽不懂老師講什麼，但是今天我寫的考卷，他一定看不懂。」

那就是我的心情啊！當年台大法律系最著名的特質是，老師有日據時代留下的，有中國各省來的、有留美的，每個人的思考方式、講話腔調都不同，例如「民事訴訟法」的老師只會講台語和日文，我坐在前方還要負責幫他翻譯。

大學時期：學會生存能力  聽不懂、學不會也要想辦法及格

法律，是人生活經驗的總結，卻交給十八歲、沒有生活經驗的小孩學習，那該怎麼學？例如我們學《商事法》、《保險法》、《票據法》……，可是我大學畢業前，沒買過一張保單、沒用過一張票據，學的東西和生活經驗接不起來，也難怪我學得很痛苦。

但是在當中，我學會了生存的能力，也就是聽不懂、學不會，還是要寫出及格的考卷，老師有時候放水、有時候不放水，在這當中還能畢業，就是你的生存能力了。

你們現在的老師都受過科學化教育訓練，有組織有系統地教你，然後學生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寫考卷，成為老師的影子。但我們那個年代，學生做不了老師的影子，因為根本看不到老師的影子，也聽不懂老師說的話。

我們那個時候，學問可能比較不好，但是學到一個生存能力。今天的你們，就好像是吃精緻食物長大的小孩，但到社會叢林裡，在知識、社會經驗、將來的生涯追尋上，你是否有生存下來的本領？這就是我對現在年輕人最大的憂慮所在。

大學快畢業時，有一次老師問我以後要做什麼？當時我覺得自己高考考不上，就說可能出國念書。一位很有名的英美法老師、影響我人生最大的人，他問我出國要念什麼？那時我想，台灣在一九七○年代晚期已經進入世界貿易體系，進入八○年代，台灣的對外關係開始翻轉，要遵守的國際規範和經濟治理模式都不一樣，所以我跟老師說要學國際經濟法。

留學時期: 建立思考方法  沒有答案就要自己找答案

那個年代，很少人講到國際經濟法，但是人生很奇妙，我後來的發展都和國際談判有關。大學畢業當下的選擇，其實決定我後來的人生和生涯選項。

為什麼去美國康乃爾大學念書？不瞞大家，因為它是唯一接受我的學校。過去我們的老師，一進教室就開始講課，希望你都記下來；但是我進入在那個年代是全美前十大的法學院，老師上課前指定我們先看六個案件，上課時點名同學起來講內容，然後老師開始問問題，等到學生答不出來就坐下，換下一個學生開始問。

這是蘇格拉底式的學習，也就是老師透過問問題，強迫你思考，挑戰你的邏輯、價值，看你對自己的信心度有多大，當你坐下，就是失敗。

常常上完課，覺得老師也沒有教我們什麼、也沒給我們答案，意思是你自己去找答案。這種教育的方式非常貼近我們的人生，每一天在與人的衝突中找出解決的辦法，在不同的解決辦法中，選擇一個最適當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育：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你心裡要有一套自己的思考方式，對自己的思考要有自信。

我後來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這是全歐洲最有名的社會科學學院，它要教導學生的是一種價值取向，一種對社會問題存在根本的分析和追索的能力。考試時，考古題在圖書館編列成冊，隨便你去看，考題不會偏離考古題太多，你大概知道要考什麼，但重點是要看你的答案，是不是最適合現代的解決方式。

我還記得那是一九八○年代，倫敦最常見的是愛爾蘭共和軍，在街頭、百貨公司埋炸彈，最糟的是考試到一半突然有警報。但倫敦政經學院不怕考試中斷，因為它們考的，是你對這個問題怎麼思考，看考卷的人除了教學老師，還找校外老師；換句話說，它防止你去做老師的影子。

做博士班學生，更大的挑戰是在報到時，學校要我自己去組織學程，要學什麼？寫什麼？研究什麼？老師只是被動協助，不會主動幫你找題目、建議修課。他要訓練你，已經念到博士了，生涯自己去組織，最後的成敗，就是你的那一篇論文是否通過考試。

這是好的訓練，它告訴你：從現在開始，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學位自己去拿，去組織你的研究和未來。

我的教育和我做總統有沒有關聯？間接關聯。在學習的過程、受教育的過程、學術和職涯的發展中，我都沒想過要做總統，也不是為此做準備；那我的教育是為什麼做準備？

現在我就在想這個問題。在我的年代，博士畢業很好找工作，但是在今天卻不是理所當然，畢業時，很可能你自己要去尋找或創造工作。你們要怎麼去對應未來需求？在學習和成長過程中該做些什麼？將來才有能力去創造人生，這就是現在我們面臨的課題。

打破四種迷思  18歲能上班、投票、思考國家前途

要從什麼時候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各位同學，從現在就要考慮了！剛才《今周刊》梁社長說，世界民主國家投票年齡都降到十八歲，台灣也應該要這樣做；換句話說，當你有公民權，就對國家有責任。如果你告訴我，十八歲學生能做的是考大學，這個答案不及格，除了考大學，你還可以做什麼？想想看，如果今天你的生活支撐不在了，父母要你自己謀生，你有沒有一技之長？

回到二戰結束時，台灣重新開始的年代。那個年代沒有大企業，沒有現成的就業機會，十八歲的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工作。

今天我們雖然有很多大企業，但已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給下一個世代，它們提供的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人生，這時我們要面臨什麼樣的選擇，確實是滿困難的，你心裡要有準備。而作為大人的我們、未來要執掌國家政策的我們，該要替各位想什麼？這是你、我各自的挑戰。

我只有一個簡單的觀念，也就是我到達倫敦、二十三歲時的心情，這應該是你們現在該有的心情。你們提早了五年要去想：怎麼組織自己的學習計畫、適應未來人生的挑戰；也就是你每一年、每個學期要修的課，不再是制式的課表，而是你自己想學什麼，人生的目標、將來想做的是什麼？

要定期好好的想一想；但過程中，我們要打破四種迷思:

第一個迷思是，我十八歲還很年輕，不需要對自己承擔責任。

第二個迷思是，我念完高中一定要念大學。不一定的，就算要念大學，也不一定要馬上念。

第三個迷思是，我要專心念書，不要管外面發生什麼事。不行，一定要跟社會接軌，不然你不知道未來人生要做什麼。你需要社會化，注意觀察社會很多的現象和發展，和別人討論，思考這個國家、社會、世界將來的樣子，以及你要怎麼準備自己，你的思考可能不完整、甚至幼稚，但是要開始。

第四個迷思是，覺得自己要做很有學問的人，卻不能自己思考。在我的年代，只要讀了很多書就是有學問，但是有學問的人就可以解決問題嗎？有生存的能力才是關鍵。今天，學問仍然重要，但很多學問只要透過網路就找得到，很多人都幫你組織分析好了，剩下的時間要做什麼？就是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網路時代，資訊來得快，不要忘了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思考體系，如果沒有，很可能你的價值被別人帶走，你對未來的規畫，是別人幫你決定。所以聽不懂沒關係，用你自己的方法去了解這個世界最重要。

培養四種價值  叛逆心才能面對種種挑戰

最後，你的人生要有幾個新的價值。

第一，要好奇，對很多事情都要抱持好奇心。好奇才是你去了解、解決問題的動機所在，不要覺得事不關己，好奇是人格重要的生存特質。

第二是你要勇敢、敢冒險，不要躲在家裡一步都走不出去。雖然你知道有風險，但是年輕就是本錢。在我要做總統的年紀，犯錯是很嚴重的事情；但是在你們的年紀，犯錯是理所當然，每個錯誤都是資產，不要怕失敗。

第三，你要有想像力，才能突破框架，不然就被現在的框架限制住。

第四，就是要有叛逆心；不要以為每件別人教你的事情都是對的、理所當然的。要挑戰每個你得到的資訊，形成你自己的價值觀與思想體系，這才是面對人生種種挑戰前，最重要的自我能力訓練。

我的生存能力來自這四個特質，擁有這四點，你的人生，應該也會有一個比較好的開始。

活動開始前，許多學生早早就來現場，興奮地拍照留念。 

全場三百多位高中生和蔡英文、立委鄭麗君（右五）及今周刊社長梁永煌（中立者），比出最夯的「愛心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