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迪頓 挑戰貧富不均 建構脫貧公式 追求「幸福」解方 礦工之子奪諾貝爾獎

「這是我很喜歡玩的遊戲〈憤怒鳥〉，你們玩過嗎？」在課堂上，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打開投影片，上面竟是〈憤怒鳥〉的畫面，台下的學生一片嬉笑。「從你們的反應，我猜大家都玩過。現在，我要用〈憤怒鳥〉來解釋宏觀經濟學（註1）出了什麼問題。」迪頓說。

• 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使用國民收入、經濟整體的投資和消費等總體性的統計概念，來分析經濟運行規律的一個經濟學領域。
   

在試錯中找方向  差點被劍橋退學

六十九歲的迪頓打著領結，一派老英國紳士風格；但他的腦袋，卻一點也不傳統。

「我是一個經濟學家，但是我玩起〈憤怒鳥〉，不會比四歲的小孩輕鬆太多。」一個〈憤怒鳥〉關卡，在宏觀統計下，變數太多，可以有接近無限個結果。「若用宏觀統計學找到解方，這是多麼大的噩夢啊！但是我四歲的孫女卻試個四、五次，就找到解法過關。為什麼？她用的是反覆試錯法（Trial and Error），這就是宏觀總體經濟的盲點。」

在迪頓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涯中，就是抱著玩〈憤怒鳥〉的精神，踏實地從微觀個人資料著手。迪頓和其他經濟學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看的不只是經濟，而是拿著顯微鏡研究人類幸福。「只有在了解人與家庭之間的差別及因素，這些因素如何引導到消費行為，才能有宏觀的資料。」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聲明中說。迪頓貼近現實世界，讓他的研究也受到廣泛應用。我們今天熟知的「物價指數」、家庭收入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到印度的貧窮問題，都是迪頓的研究重心。而他的目標只有一個：能夠解釋人類幸福的「萬能公式」。

蘇格蘭出生的迪頓，人生也是在試錯法中找到方向。「我的父親從小在礦坑工作，他竭盡全力，要讓我走不一樣的路。」迪頓在一篇文章中說。因此，即使學費遠超過薪水，迪頓的父親仍咬牙讓他受教育，從愛丁堡的學院、最後上了劍橋大學。迪頓和他的妹妹，是家族中唯二上大學的孩子。

但迪頓並不是好學生，「我主修數學，卻對數學沒興趣，我想當一個瀟灑的哲學家。」迪頓說。結果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打牌與喝酒，直到有一天，他被導師叫進辦公室：「你現在有兩個選項：退學、或是停止假裝你在上學。」迪頓說：「我真的不想再念書了，但是不知道怎麼向父親解釋。」迪頓最後選了數學的折衷之道：經濟學。在走投無路中，迪頓意外發現此生的志業。

貢獻一：從微觀出發的經濟學

和純數學比起來，迪頓更熱愛經濟學。經濟學讓他看見數學竟能在現實有如此有趣的應用。雖然經濟假說並不完美，但是這讓迪頓興起一個念頭：「世界上一定有一個理論架構，可以解釋我們看到的所有現象。」也就是，一定有能夠完整涵蓋所有變數的「萬物公式」。他的第一個重大研究，就是檢視需求的謎團。

在一九八○年代，著重總體、假設理性的凱因斯經濟學派（註2）很受歡迎，但是迪頓發現，總體收入和消費之間，呈現一個理性假設無法解釋的比例關係。因此，他用當時還很原始的IBM電腦「FORTRAN」（當時這台電腦仍是一個房間大）去計算數百萬筆的個別商品價格變化。

• 凱因斯經濟學派：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終於從漫長的實驗中，迪頓找到一個更有彈性的公式「接近理想的需求系統」（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揭開總體經濟的大罩子，解釋對個別商品的「偏好」及「收入」對「需求」影響，這個難解的三角關係。

在研究收入與消費的關係中，迪頓還發現另一個難解的現象，因為經濟學多半都用「平均」的收入及消費作為測量數據，而非個別資料，因此造成資料誤判。例如，兩個人的收入各為一百元與十元，平均收入是五十五元，但消費力不是五十五元，這種因為平均資料產生的陷阱，也被後世稱為「迪頓矛盾」（Deaton Paradox）。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迪頓認為，經濟研究不能再建立在希臘文字（α、β等經濟公式中的變數）上，而應該從個人與家庭的資料做研究。「除了在學界有重大影響，迪頓的觀念也廣範地被應用在政策衡量。」瑞典學院說。除了從個別資料成形的物價指數，也可以用來觀察開放進口肉類對國內市場的需求、實施健保後對家計收入的影響等五花八門的研究上。

在離開英國，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書前，迪頓在世界銀行短暫進行研究。他發現，世界銀行竟對全球的貧窮及不平等了解甚少，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例如中國、印度等，資料蒐集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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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二：從新的角度看人類幸福

「經濟學家通常都用人均收入，來作為貧窮及不平等的判斷，但現實世界並不是這樣啊！」迪頓說：「如果經濟學要對世界有所幫助，就應該從新的角度切入做研究。」

傳統對貧窮是一刀兩段的「貧窮線」，但在迪頓的研究中，他親自到這些開發中國家，蒐集了過去學者想都不敢想的資料：包括卡路里攝取、性別歧視、健康疾病、居住品質等，從「經濟行為」而非「收入」著手衡量「幸福指數」，企圖解釋人類進步的最終問題：「怎樣才能讓人類更幸福？」

雖然探討的是貧窮及不平等的問題，但是迪頓永遠著眼在一個樂觀的未來。他在《大逃亡：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根源》一書中，指出「大部分人類在過去二百五十年，都從貧窮中逃脫了，人類的福祉比起過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對世界上某些地區，逃離貧窮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務。」

問題就在於，過去大家太注重金錢的角色。迪頓發現收入成長到一定程度，幸福成長也開始減速。舉例來說，在中國和印度，人均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到一萬美元後，錢就買不到幸福了。這時，健康和生活品質等，才是決定人類最終幸福的指標。

另一方面，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反而是一種傷害。迪頓主張：「我們應該注重增加收入之後，國民是如何消費才能增進幸福。」事實上，近年來國際學界已開始對傳統GDP統計經濟進步的指標存疑，越來越多聲音認為，應該用「幸福指標」來取代GDP，正是迪頓的影響之一。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說，迪頓對消費的研究非常透徹：「他早期的學術著作，都是我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為了研究消費，迪頓也曾二度來台。朱敬一說，雖然迪頓待人很謙虛和善，「但是談到經濟辯證，他還是非常有威嚴」，帶著一股霸氣。

在過去，諾貝爾經濟學獎通常都頒給讚揚自由市場的保守派經濟學者，但是近幾年，都是表揚勇於挑戰自由市場的學者，例如席勒（Robert Shiller）強調市場的失靈與解方、提霍勒（Jean Tirole）則強調政府監管的重要。如今，注重貧富差距與不平等問題的迪頓，也加入這個行列。

除了物質對幸福的影響，迪頓也和心理學家合作，開始研究心理層面的滿足，就是要找到終極的「幸福公式」。因為父親對教育的堅持進而扭轉貧窮的命運，也讓迪頓深信教育的力量。在他一堂「追求幸福」的課上，迪頓說：「你們會來聽這堂課，是因為我把課名取為『追求幸福』；如果這堂課是『人類福祉的演算法爭議』，你們寧可去外面的草地曬太陽，對吧？」迪頓的課堂上總是充滿笑聲，對他來說，那才是幸福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