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課堂講公義 在街頭爭權益 潮男鮮師黃益中 讓冷門公民課暴紅

黃益中每天花一小時健身練胸肌，朋友稱他有英雄癖。他說：「我不喜歡被欺負，也無法看到有人被欺負。」（圖/黃益中提供）

「距離下課鐘響，還有五分鐘，教室外面有三家電視台，對今天一百六十餘名教授聯署對大學指考是否延後到五月…要聽聽同學意見」黃益中放下手中的粉筆，把今天的「新聞現場」交給在場的高三生。

「靠，今天又要上媒體了？」「喂，快把夾腳拖收起來啦！」「指考延期？那我們要念嗎？」學生七嘴八舌時，麥克風已堵在課桌前了。

「我不會讓學生只活在課本中，」黃益中拿起手機，興味地站在背後拍著學生受訪的鏡頭。「教改變動是學生要面對的，當然要聽他們的意見，不能全部由大人來決定。」

「當別人受訪時，若你不想入鏡，也可跟媒體主張肖像權喔！」他提醒一位拿課本遮臉的同學，現場嬉笑推鬧後，亂中有序地推出三個「主角」接受訪問。

「甄選與學測的比重要如何分配？這個議題我沒有設定，因為牽涉的層面太廣。」黃益中說，距離學測剩一百多天，他班上的高三生當然不希望「夜長夢多」，再被延到五月分考試。

「雖然這項教改對你們這一屆應該沒有影響，但你們是否要幫下一屆的高三生著想？發聲？」電視台撤走後，黃益中回頭對學生說：「這就是我常跟你們講的公平正義，要關心與你無關，但比你更弱勢的人。」

「這就是我們公民課程要做的思辨與對話」。近年來黃益中在大埔拆遷案、 同志平權遊行、關廠工人等街頭運動無役不與。「但我絕對不會在課堂上講我參加的經過，更不會帶學生上街頭。」

「這涉及權力不對等關係，大學生還能選修課程，但高中生得在課堂整整待五十分鐘，強迫學生接受灌輸的老師，很缺德。」

黃益中上課時扠著腰，走廊上看到男女同學，還會拍肩消遣：「喂，去掃地，不要把妹了。」「老實講，沒有社會科老師，學生照著課本背，搞不好考得比較好，所以社會科老師重在思考啟發，不是記憶填鴨。」

「當老師，被視為公務員，大家就要你閉嘴，按照教科書來教就好，但是又希望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不是很虛偽嗎？」

不搞填鴨教育 教學生思辨 不活在課本中

但這樣的麻辣鮮師，教學績效如何？

「我的公民考了九十幾分，只錯兩題，是所有科目成績中最高分的，我們那一屆，模擬考的公民成績平均還高過北一女與建中。」畢業的學生陳彥妤（北市教大四生）說：「黃益中教書只會給個概念，講一個時下的例子，加上法律資訊，剩下的要你自己思考。」

課本上的「多元文化」，黃益中在課堂上舉例三年前，三萬名外籍移工為慶祝開齋節，齊聚台北火車站，被台鐵以維護秩序為由區隔，遭國際勞團抗議種族歧視；去年台鐵與微風廣場安排五十個人力，在開齋節讓印尼移工進入唱歌舞蹈，感受台灣人熱情。

「文化，只有差異，沒有高下」，當台灣人對不同文化人們慢慢接受平等對待觀念時，黃益中又丟給學生：「歐洲難民潮如果發生在台灣呢？你要接納他們嗎？他可能會取代你的工作喔？」

「我們是同情心？還是同理心？」黃益中重擊一拳把問題丟給學生：「台灣的祖先也是渡海逃難來台，為何德國可以同理心的接納難民，我們是難民後代卻無法做到？這就是教育。」

「歐美國家，小學就開始教哲學思辨，但是我們卻得等到大學的通識課程，那時候，『事不關己』的人格已養成。加上台灣的階級流通越來越差，大家對底層的弱勢，總抱持不會輪到我的冷漠心態」。

撕掉中產階級糖衣 受不了高房價 發起巢運

三十六歲，月入八萬元的高中老師，黃益中一直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四年前，工作多年的他想買房子，「中山區一間小套房，一坪四十五萬元，我覺得太貴了；半年不到，竟漲到六十五萬元，半年房價漲了二、三百萬元。」「第一個感覺是這世界瘋了，另一個認清，在貪婪的社會下，原來我也在底層。」

「以前參加社運，是『公益／同情心』容易贏得社會認同；但當你拉高到『公義／同理心』時，上層既得利益者會覺得你走街頭、躺馬路是來亂的，國家要安定，經濟才能成長。」

他撕開中產階級的假外衣，發起巢運，夜宿帝寶。「躺在帳篷那一夜，心酸無比。」「環顧四周，我這一代，早幾年運氣好，父母出錢買房，還可以在台北安身立命，但是三十歲以下的世代呢？那是整個被國家背叛的年輕人，太陽花上街頭的五十萬人，他們是被剝奪的世代，當然要革命。」

多元成家、樂生療養院、香港占中、反課綱微調……，黃益中密集地出現在街頭、在媒體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