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年代戒嚴時期的噤聲壓抑，到九○年代抗議反叛、二○○○年後清新小確幸，直到去年的太陽花世代崛起，台灣流行音樂歷經三次社會轉型，每個流行歌手背後，都藏有那個世代年輕人的困惑與企盼。
流行音樂本來就是不同時代青年文化的反映。台灣過去幾十年的三次巨大的社會轉型，影響了青年文化的形貌與精神，因而又刺激與轉變了流行音樂的聲音。
台灣現代流行音樂的重要起點，是一九七○年代中期的民歌，而民歌運動正是戰後台灣第一次的青年文化運動。在白色恐怖長期被噤聲後，年輕世代終於可以開始「唱自己的歌」。
如李雙澤、楊祖珺、胡德夫，試圖實踐民歌的原始意義──走向民間和人民，如李雙澤的〈美麗島〉，但他們卻都命運乖舛，因此，未能影響那個越來越商業化、也越來越脫離社會現實的校園民歌。這也深深影響八○年代台灣流行音樂的主要質地。
羅大佑帶動風潮 解嚴後林強、伍佰大行其道
一九八○年代初，各種社會力開始劇烈湧現，羅大佑在此時以爆炸性的姿態出現了：他以搖滾樂的音樂語言，撼動彼時正在覺醒的青年世代。
但羅大佑並不是一個抗議歌手，八○年代前期的主流音樂也幾乎都遠離正在燃燒的社會矛盾，一直要到解嚴後，新一代青年創作者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才被解放出來。
八○年代後期先是出現一批所謂「台北新音樂」創作者，他們不僅具有新的音樂美學，也有更獨立的創作態度。這個新音樂運動的部分創作者很快轉為「新台語歌」運動。標誌性的作品是一九八九年黑名單工作室的專輯《抓狂歌》，這張專輯成為後解嚴的躁動時代的原聲帶。他們批判萬年國會，並且首次在台灣音樂中高喊著：「我要抗議，我要抗議。」
接下來兩三年內，林強的〈向前走〉捲起了流行旋風；陳明章的〈下午的一齣戲〉創造了典雅的新台語民謠；學運歌手朱約信清楚標舉「一個青年抗議歌手的誕生」；吳俊霖（伍佰）則用他的藍調抒情搖滾和嘉義腔，成為King of Live，成為後解嚴世代那個以本土化作為時代的精神。
如果伍佰的新台語歌代表的是九○年代，那麼五月天就是從這個第二階段──後解嚴的地下音樂誕生──延伸到第三階段的橋樑，並代表一個全新青年世代的聲音。
這個第三階段是在八○到九○年代劇烈變遷的「大時代」之後，台灣在新世紀進入了一個追求「小確幸」的「小日子」時代。當「大轉型」走向尾聲，當政治熱情逐漸退燒，人們開始把過去二十年所提出的新價值落實在對生活的經營， 如民主化提出的價值之一是個體自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在音樂上，表現在這十年是獨立音樂的好時代，許多原本「地下音樂」音樂人，更成為主流音樂中最耀眼的明星，如五月天、陳綺貞、蘇打綠。尤其，在這個獨立音樂的風潮中，所謂的「小清新」或者「都市民謠」，成為一種重要類型，年輕人唱著沒有什麼太大憂慮的青春、可人的小情歌，或者旅行的意義。
七○年代民歌開始流行時，是劇烈社會轉型爆發前的平靜；而後八○、九○年代是巨大的政治與社會轉型，我們聽到激越的新台語歌和地下音樂，而新世紀的台灣似乎復歸平靜，出現「都市民謠」這種民歌的變種。
年輕世代投入社運 激勵更多獨立音樂人寫歌助陣
但平靜與小清新也只是時代的一面。過去數年台灣街頭又更為熱鬧，年輕人的公共參與又開始湧現。從早先的保衛樂生療養院運動，到過去幾年的環境、土地、反拆遷等議題，八○與九○後青年成為社會運動先鋒，然後，有了太陽花這場席捲整個世代的占領運動。
這一波波運動徹底改變了台灣世代的參與，更影響了新世代獨立音樂人乃至主流音樂人，寫下抗議歌曲、參與社會抗爭。獨立樂團滅火器的〈島嶼天光〉成為台灣史上最大抗議運動的主題曲，並拿下金曲獎。
在這二十年，五月天在第一張專輯用台語唱著他們的烈火青春，然後他們唱著年輕人的夢想與希望，過去幾年，他們更試圖用不同方式，在演出中表達對反核運動的支持。
在五月天身上，我們看到一個青年世代的傳承與轉變，也期待他們許久未出的新專輯，且當他們已經從青年身分畢業後，會如何反映這個時代的聲音。
70年代的民歌時期，是戰後台灣第一次青年文化運動（上）；在戒嚴80年代，羅大佑（下）爆炸性的搖滾樂風竄起，震撼當時覺醒的年輕世代。（圖／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