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侯孝賢是台灣電影最耀眼的一顆明星，有無數來自全球各地的影迷，透過他自然不造作的鏡頭，認識台灣。
隨著作品銳減，侯孝賢不再受萬眾矚目，但他沒有動搖。
除了耐心勾勒新作，他用更多時間，從事國內電影產業基礎建設；電影之外，他四處聲援社運，為弱勢團體發聲。
侯孝賢拍起電影，從不考慮他人目光，最難過的一關，就是自己。
這回，他真心相信的作品又一次震撼了國際影壇，也再一次令台灣驕傲。
（圖/法新社）
電影《刺客聶隱娘》
細火慢燉七年，
堅持創作要過
自己這一關
當電影結束在聶隱娘逐漸遠去的背影，工作團隊姓名開始以跑馬燈速度在全黑的銀幕上流動，坎城影展主廳爆滿的兩千三百名觀眾，再也按捺不住激動，爆出尖銳的歡呼與掌聲。坐在前排的侯孝賢與演員，依慣例起身鞠躬致謝，首映會場氣氛卻毫無冷卻跡象。一分鐘過後，還跟著觀眾鼓掌的侯孝賢悄悄轉過頭，用閩南語問身邊的演員許芳宜：「現在要怎麼收場啊？」
構思多年的武俠片 長年堅持的藝術成就，帶領台灣電影重返榮耀
法國坎城，一向是三大國際影展中，媒體光環最耀眼的那一個，也許已經是第七次置身此地，侯孝賢在密集的鎂光燈下，表現得像個不掛懷俗務的入定老僧。首映過後三天，他憑著《刺客聶隱娘》（以下簡稱《聶隱娘》）奪下年度最佳導演，在舞台上的面容依舊淡然沉靜，就像電影裡的聶隱娘，外人只能從臉上細微的線條與光影變化，揣測他內心是否藏著暗湧。
曾經，侯孝賢就是台灣電影的代名詞。一九八九年，他以《悲情城市》奪下義大利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是第一位獲得三大影展首獎的華人導演；他獨特的寫實風格與長鏡頭美學，不知影響了多少憧憬大銀幕的年輕電影人。但受大環境不景氣所累，二十一世紀以來，侯孝賢創作量銳減；過去八年，更像從市場上憑空消失，即使國片票房自二○○八年起明顯復甦，他依舊沉默不語。
其實侯孝賢並沒有離開，只是隱身幕後，靜靜雕琢構思多年的武俠片，謀定而後動。從不為任何人創作的他，一個起手，就帶領台灣電影重返榮耀。但侯孝賢令人敬佩的，並不只是長年堅持換來的藝術成就；不計代價嘗試提升國內電影創作環境的努力，才是各界尊他為一代宗師的真正理由。
接受《今周刊》專訪這天，侯孝賢戴著工作用的白帽、腳踏招牌的白布鞋現身。剛坐定時，他迎面送來一個露出上排牙齒的溫和微笑，細長的眼角連同眉毛微微往雙頰傾斜。但話匣子一開，他的雙眼突然睜得如銅鈴般渾圓，談起武俠時，來個勁道十足的甩手比畫，彷彿讓人看見早年那個脾氣火爆卻又熱情直率的侯孝賢。
少年時期的侯孝賢，成長在高雄鳳山城隍廟一帶，中學時期日日賭博、打架，血氣方剛的他，可以為了「挺朋友」，二話不說就抄傢伙到廟口械鬥，成年後他也常說，「賭，我非常厲害的」；而私底下的他常偷拿著歌本學唱流行歌，連日本歌、英文歌也照唱不誤，就是夢想著有一天能成為歌星，大放異彩。高中畢業後，原本打算就讀軍校，卻因為遞情書給暗戀的女生時，對方回了一句「等你考上大學再說吧」而改變心意。
原本就沒打算念大學的侯孝賢，第一次參加聯考，毫不意外地以落榜收場，隨後就接到了兵單；在陽明山當憲兵的兩年，他一有空就到台北市看電影，因為一部充滿階級意識的英國片《十字路口》而立志投身電影業，並在退伍後以第一志願考進了國立藝專（現為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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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光點影業提供，劇照師蔡正泰攝）
獨門的長鏡頭美學 打破既有框架，拍出最寫實影片
侯孝賢一九七二年自藝專畢業時，國內的電影產業並不興盛，他只能先找到一份電子計算機業務員工作，過著每天打領帶上班、向客戶遞名片推銷產品的上班族生活，直到八個月後接到學校老師電話，獲得在導演李行新片裡擔任場記的機會，才算正式入行。進入中央電影公司工作後，他一路從場記升為編劇、副導，終於在一九八○年初嘗執導滋味，拍出第一部作品《就是溜溜的她》。
雖然侯孝賢早期編劇與執導作品都是以賣座為考量的商業片，但他始終對電影演員一成不變的表演方式感到不解與不耐，一找到機會就想打破既有框架；正是在這段摸索過程中，找到他獨門的長鏡頭美學。
「那時候的台灣沒有專業演員，只有職業演員，他們那種固定的表演模式，讓我很沒辦法。我從當編劇或副導就開始找非演員。但如果鏡頭靠太近，他們會緊張，只好把鏡頭固定在一個最好的位置。」侯孝賢認為，寫實是電影的基礎，戲劇性必須以實際生活狀態為依據，因此他不給演員情緒強烈的對白，也從不彩排、試戲，只設定好情境，其他讓演員自由發揮。
一九八三年上映的《風櫃來的人》，是侯孝賢充分發揮個人特色的實驗性作品，劇情就只是三個因等當兵而百無聊賴的青年，在故鄉澎湖與高雄遊蕩，甚至不是個完整的「故事」。這部電影雖獲得法國南特影展最佳影片，但台灣觀眾難以接受，國內評論也以負面居多。儘管侯孝賢透過這部作品，明確看見了未來的創作道路，卻也就此與「主流市場」漸行漸遠。
侯孝賢自認並非不了解市場需求，但他在創作時寧願背對觀眾，不願向票房妥協。
（攝影/劉咸昌）
勇敢挑戰禁忌議題 關注台灣議題，《悲情城市》獲影壇肯定
此後三十多年，侯孝賢電影在島內的票房表現是寂寞的，《悲情城市》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的例外。
這部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藉描寫台灣家族，還原台灣光復初期生活樣貌的作品，因為在解嚴後不久的社會氛圍下，勇敢挑戰禁忌議題，又有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加持，在國內掀起一波狂潮，全台票房接近一億元。但除了商業上的空前成功，《悲情城市》對侯孝賢更重要的意義是獲得當年金馬獎最佳導演，因為這是他頭一次以導演身分，受到台灣影壇肯定。
「當時台灣電影界存在一股反對侯孝賢的力量，有部分影評人認為他『盡拍些讓人看不懂的電影，只不過在國外得了幾個小獎罷了。』但到了《悲情城市》，舊勢力已不足以阻擋強大的社會浪潮。」當年與侯孝賢一同鼓吹「新電影」的作家小野分析，這座最佳導演獎，是確立侯孝賢影響力的分水嶺。
在這之後，侯孝賢繼續關注台灣歷史議題，其中以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前半生為背景，重現日治時期台灣的《戲夢人生》，為他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特別獎肯定。但相對於國際影展的連連告捷，台灣觀眾對侯孝賢作品的反應十分冷淡，《悲情城市》至今，只有一部片子國內票房破千萬，連侯孝賢自己也不諱言：「《悲情城市》之後，我的電影票房一落千丈，幾乎是沒有人看。」
大師論大師
我最欣賞《戲夢人生》，一共看了四遍，
覺得很自然，是我沒辦法拍的……
他的影片令人想到景框以外的世界。
——日本電影大師 黑澤明
刻意選擇「背對觀眾」 不違背自己理念，不屈身迎合市場
其實，侯孝賢自認並非不了解市場與觀眾需求，只是他從來不願妥協，甚至刻意選擇「背對觀眾」。他說：「如果我對著觀眾，這個人要什麼，那個人又要別的，我又不是賣百貨的。身為導演，我無法為了取悅觀眾而做什麼，除非我找到一個不違背自己、觀眾又能接受的方法，但這很難。」
不屈身迎合市場的傲氣，也展現在商業廣告上。曾有酒商看上國際名導的廣告效益，捧上千萬元代言費請侯孝賢入鏡客串演員，卻被他斬釘截鐵地回絕，「要我拍可以，但我絕對不代言。影像技術可以賣、個人形象不可以賣，我為什麼要用這張臉賣東西？」
儘管過去作品在國內沒有太多共鳴，但侯孝賢從沒有讓投資者賠錢，就連製作成本新台幣四．五億元、創下生涯新高的《聶隱娘》，也在坎城首映後陸續售出全球版權，還沒在兩岸三地上映就已大致回本，「不走商業路線，只要你夠認真拍，通常也不會賠錢，除非是你拿了輔導金、假借藝術名義亂拍一通，這種事我完全不能接受！」侯孝賢瞪大雙眼，雙手一揮，氣勢十足。
這幾年國片市場展現了久違的生命力，侯孝賢卻遲遲無法推出新作，難道內心完全沒有焦慮？「不會。拍片是自己覺得可以就可以了，不行的就想辦法調整，怎麼樣都不行，就停下來不拍了。」侯孝賢的回答傳遞了一個明確訊息：在他的電影世界裡，除了作品能否達到自己的標準以外，沒有其他外力干擾。
侯孝賢拍片，習慣與固定班底合作，但過去幾年，他個人作品量銳減，反倒是他的合作夥伴攝影師李屏賓、美術設計黃文英、剪接師廖慶松等人都已自成一家，成為其他國際名導爭相網羅的對象。但當侯孝賢一說《聶隱娘》即將開拍，這群夥伴就像電影《少林足球》裡的同門師兄弟，各自挪出檔期、甚至放下手邊工作，同時「歸隊」。
「對我來說，侯導就像是神一樣，只要他願意找我，我一定把他的工作擺在最優先。」黃文英提起和侯孝賢的合作經驗，語氣中滿是崇拜。多次與侯孝賢合作配樂的林強也說，「每一次和侯導合作，都會有自我提升的感覺，你會認為他是有意在教你。」對於自己究竟有何魅力，能讓這些頂尖人才心悅誠服？侯孝賢只隨口回了句：「大概我平常對人不錯吧。」
《刺客聶隱娘》在坎城首映後反應熱烈，法國主流媒體以大篇幅報導侯孝賢與這部武俠新作。（圖/翻攝法國《解放報》）
（圖/UDN.COM）
他，
提攜後進，
敦厚如山，
且使命必達
不只親近的合作對象，侯孝賢對每一位懷抱夢想的電影人，都拿出如同創作一樣的熱情態度。他從二○○七年起，連任四屆以「挖掘新銳」為宗旨的台北電影節主席。○九年，他又接下金馬影展執委會主席，致力於建立華語電影的公平競爭平台，同年也創立金馬電影學院，自己擔任校長，每年招收年輕華語導演參加短期工作坊課程，促進各地電影交流。
「我從沒看過一個影展主席這麼事必躬親，在金馬學院那段期間，侯導不只陪學員勘景、討論劇本，甚至還陪大家熬夜剪片，有時候連我這個年輕人都快受不了了，但他還是樂在其中。」曾擔任金馬學院導師的導演楊雅喆，對侯孝賢全力以赴的精神印象深刻。
創立金馬電影學院 提攜後進的使命感，不吝提供機會
侯孝賢是個無法一心二用的人，不少朋友擔心他花太多心力辦影展，卻忽略了自己的拍片進度，不時會用半開玩笑的方式提醒他：「侯導，該回來拍自己的電影嘍。」此時的他，聽完只是露出一抹淺笑，事後還是繼續投入影展事務。
侯孝賢是不拘小節的，他接掌金馬執委會後第一件事就是調整編制，把「祕書長」改為「執行長」，所有公文都由執行長決行，主席不再過目。但充分授權不等於袖手旁觀，曾有政治人物不滿中國電影獲獎太多，揚言要政府停辦金馬獎，侯孝賢第一時間就跳出來捍衛評審專業，還怒嗆對方「有種站出來」，「只要我們需要侯導，他一定準時出現，是最值得信賴的靠山。」影評人、現任金馬影展執行長聞天祥說。
其實，侯孝賢傳承技藝的渴望，早在《悲情城市》奪下金獅獎之後就已萌芽。小野回憶，當年才四十多歲的侯孝賢，曾不只一次對他說：「這個時代，該換我們這輩做點什麼了吧！」而他最想做的，就是辦一所實務導向的電影學院。
也因此一路走來，侯孝賢始終隨時留意著身邊有沒有具潛力的電影工作者，並且不吝主動提供機會。
二○○三年，剛以生平第一支短片奪下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導演侯季然，突然接到一通來自侯孝賢製作公司的電話，詢問他有沒有意願談談紀錄片拍攝計畫。侯季然抵達現場，只見侯孝賢與其他工作人員坐在會議室裡，接著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製作團隊，「在那之前我不認識侯導，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覺得我做得來，我一點經驗都沒有。」如今侯季然已然成為獨當一面的導演，作品曾入圍柏林影展青年論壇。
侯孝賢（上圖後排左三）曾連續四年擔任台北電影節主席，積極發掘影壇新銳；為了拓展華語電影市場，也與導演李行（下圖左）參與兩岸電影交流活動。（圖/CFP）
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聶隱娘》後製與特效，全數由台灣團隊執行
「他是既世故又單純的，平常不來噓寒問暖這套，但總是在關鍵時刻伸出援手。」黃文英指出，侯孝賢若發現圈內人工作或生活遇上瓶頸，常會想辦法為他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既扶了對方一把，又不傷人自尊，「一般人可能只知道侯導拍片時很嚴肅，但他其實也是非常細膩的。」
儘管直接合作的機會不多，但只要一空檔，侯孝賢總會對著一班年輕人訴說自己的創作理念，而最常提起的一句話就是：「還沒有做好的東西，絕對不要拿出去。」讓人感受到他的自我要求。
這次《聶隱娘》的後製與特效，侯孝賢堅持全數交給台灣團隊執行，也是為了提升台灣電影製作的競爭力，「台灣以前這方面做得太少，通常都交給日本。但數位化以後是不可逃避的，所以就算技術不成熟，我還是堅持台灣公司做，至少是一個開始，大家一起把這塊做起來。」這句話，侯孝賢反覆說了三次。
侯孝賢經常告訴年輕導演的另一句話是：「可以走路，就不要搭車；可以搭公車捷運，就不要搭計程車。」因為在他眼中，唯有長期累積對人與事的深刻觀察，才能寫出真實的角色與劇本。
大師論大師
侯孝賢用「悲情」來定義他的島嶼，
不知他是否知道，這個詞也概括了中國這邊無法言說的愁緒。
僅憑這個動盪的故事和憂傷的片名，我把侯孝賢的名字記在了心裡。
——中國導演 賈樟柯
（圖/中央社）
他，
跳上火線，
有如怒目金剛
也許是長年觀察的累積，電影之外的侯孝賢對於社會議題，經常投入超乎常人的關注，他曾在一九九二年參與中華社會民主黨，二○○三年與朱天心、夏鑄九共同發起族群平等聯盟，還曾因此被貼上「政治立場泛藍、偏統」的標籤。但二○○四年以後，他以四處聲援社運議題的瀟灑身影，活躍在許多弱勢者心中，從樂生療養院、三鶯部落到RCA工人，他抗爭時總是不假辭色，沒有絲毫偏頗。
大師論大師
我覺得侯的電影與我太像了，
我們都來自古老的文化，有深井般的容量。
我看他的電影，感覺不需要和他說話，就有某種相知和默契。
——希臘電影之父 西奧．安哲羅普洛斯
投入社運不遺餘力 「落髮」挺三鶯部落，幫助樂生修繕重建
三鶯部落抗爭者江一豪曾這樣記錄，二○○八年，當新北市政府強力拆遷部落平房，年逾花甲的侯孝賢，不但與族人一起「落髮」明志，更與大家手勾手衝撞警方架設在國民黨部前的盾牌防線，「過幾天見到侯導，他先苦笑著說自己全身痠痛，但接著話鋒一轉說：『下次抗爭戰線不能拉那麼長，要專攻一個點，才衝得進去。』可見侯導抗爭不是只做做樣子。」
樂生療養院院民也對侯孝賢印象深刻。工作人員林秀芃回憶，曾有一場記者會出現十幾家媒體，都衝著侯孝賢而來，等著聽他放炮批評，「但侯導刻意保持沉默，讓攝影機跟著他繞過、拍攝院區一圈，才在記者會上發言。」因為細心的他知道唯有如此，記者才會留在現場多關心院民訴求。
一三年，侯孝賢獲頒國家文藝獎以及一百萬元獎金，他在典禮上突然宣布，「百萬獎金捐樂生，協助修繕重建」，並怒嗆政府不重視樂生保存，任憑靈骨塔屋頂漏雨。當時台下的行政院長江宜樺、文化部長龍應台尷尬不已，全場觀眾卻報以熱烈掌聲，事前不知情的樂生院民、學生更是紅了眼眶。
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獲悉此事以後，曾私下對參與樂生保存運動的學生說：「他自己都快發不出員工薪水了，這筆捐款你們還收！」學生聽了一度考慮將這筆錢以樂生名義回捐給侯孝賢，卻被侯孝賢友人勸阻：「千萬不要提這種話，他肯定翻臉氣死！」
「在我們廣東，先人骨灰泡在水裡，是何等嚴重的事，其他人都會以嚴厲的眼光看著那家子孫。」侯孝賢捐款的原因，帶著濃濃的華人文化色彩，與一般人以人權、古蹟角度切入樂生截然不同。就連聲援RCA工殤案，侯孝賢也有自己的故事要說。
一九六九年，剛考上國立藝專的侯孝賢，白天上課，晚上在RCA當作業員。忙碌的生產線上，侯孝賢與一位女工發展出若有似無的情感，常在換班時把紙條裝在半導體紙盒給她，但兩人連一頓飯也沒吃過，像極了《最好的時光》裡，阿兵哥張震與撞球場計分員舒淇的六○年代青澀戀情。
兩年後侯孝賢離開工廠，兩人也斷了音訊。後來才輾轉得知，女孩一直在廠裡工作，嫁人、生子、當上主管特助，卻不幸罹癌去世。侯孝賢娓娓道來的故事，讓人彷彿跌進時光隧道，回到那個經濟起飛、充滿無限可能的美好年代，也看見勞工的辛酸與病痛。
聽著侯孝賢天馬行空的故事，就像是看了一場他的電影，每個鏡頭都美得值得讓人再三回味。採訪結束後，侯孝賢戴上白帽、扛起後背包，瀟灑地揮揮手後，獨自走入中山北路的人群裡。
無論是在五光十色的坎城星光大道，或是乏人聞問的社運現場，侯孝賢總是用篤定的態度，不疾不徐地走在自己相信的那條路上。
為聲援三鶯部落「落髮」（上圖）和樂生院民抽菸（下圖），侯孝賢永遠和弱勢站在一起。（圖/UDN.COM）
（攝影/平烈浩）
侯導的「常鏡頭」
在《聶隱娘》拍攝期間，若有機緣一夥人跟侯導吃飯，全桌總是全神貫注地聆聽侯導「 說電影」，聽他說唐朝的文物史料，唐朝的藩鎮制度，唐朝人吃什麼、穿什麼。就像侯導昔日談《戲夢人生》的電影鏡頭，「像浸油的繩子，雖然只取一段，但還是要整條繩子都浸透了進去」。飯桌上整個人浸透到唐朝聲息的侯導，當是做足了準備功課。
或像是拍《海上花》時被影評人拿出來一番嘲笑的話題：為什麼需要讓演員學講吳儂軟語之際，還要讓他們吃上海菜、讓他們穿著清末的老衣服行住坐臥。在侯導的電影裡，演員不做任何戲劇化的表演，演員就像條浸油的繩子，時間夠久，舉手投足間就出落成華麗世紀末的人。
而也只有在這種「細密真切的生活質地」 中，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侯導「長鏡頭」作為生命態度與影像哲學的平淡悠遠。這已不再是電影教科書中對「長鏡頭」的界定：不以主觀的剪接來切割，以維持時空完整連續性與真實感，創造出單一鏡次之內的深焦攝影與豐富多層次的場景調度。侯導的「長鏡頭」，乃是拒絕將生活「切割清楚」，以便讓「曖昧不明」 的真實能大塊大塊浮現。就像被稱為「心武俠」、「慢武俠」的《聶隱娘》，外媒會如此驚訝讚歎片中連「飛鳥、幽林與雲彩」，都能配合地融入畫面。侯導不導戲，侯導只是虛位以待雲影天光、霧月迷濛，那乍隱乍現「曖昧不明」的真實生活。
說什麼「民胞物與」，說什麼「拍出天意」，都是太遙遠的大道理。知道侯導的「常鏡頭」就是日常生活的浸透，就能懂他這個人，以及他所拍的電影。
-----張小虹（台大外文系特聘教授）
侯孝賢
出生 1947年
現職 導演、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
經歷 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理事長、金馬獎執委會主席
學歷 國立藝專電影科（今為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
家庭 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