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生命拍照敘事張大春口中的「生命拾荒人」攝影師周慶輝瘋狂但不悔

鄭淳予

攝影/聶世傑

2014-09-11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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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周慶輝，台灣攝影界的一位奇葩。他曾經是駐守立法院的攝影記者，一次因緣際會造訪了樂生療養院，開啟他後來拿相機「搞藝術」的軌跡。他拍過中國的「工業革命」，再接著拍「科技革命」，7年沒在家過年，買底片買到全香港都知道他。在台灣，常有人抵押房子拍電影，他是抵押房子拍照。妻子叫他「周堅持」，他沒反駁，淡淡地笑說：「我也沒想到這艘船開出去，會這麼難開回來。」9月13日，他的近作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讓人期待。

往往，我們沒有時間停下腳步，檢視自己是如何「活著」，抽離了靈魂的生活，就像一座隱形的牢籠。 —— 周慶輝

走進周慶輝約莫十坪大的暗房，忍不住看得目瞪口呆。面積約有二至三平方公尺的大水槽，是訂做來專洗大照片用的，這麼大的水槽，周圍卻看不到一滴水漬，顯影盆邊也沒有殘留藥水的刺鼻味道，地板乾淨得一塵不染。暗房內所有的工具器物都像擁有靈魂，守紀律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周慶輝打造了一個連外行人都感覺得到「幸福」的工作空間。

早期，他從事新聞攝影時，曾自問：「這就是我畢生要做的工作？」現在，坐擁這樣專業的工作室、辦了幾次展覽，是不是已找到此生最棒的工作？他想了好久才說：「我努力想追求，但應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攝影棚內掛著好幾張未完成的巨幅照片，代他回答了一路走來的艱辛，接下去的路，可能也是充滿挑戰與跌宕。

用相機記錄樂生人起居啟發想向世人說故事的意念

二十五年前，周慶輝從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現為世新大學）畢業，略懂攝影的他，當時要靠拍照吃飯，只有兩條路，婚紗攝影他沒興趣，於是他選擇進入正值解禁、機會無窮的媒體。一九八九年的台灣，社會氣氛劇烈改變，周慶輝從拍街頭運動到駐守立法院，看似是升級了，工作內容卻變得無聊。他戲稱自己那時像是「媒體公務員」，院內幾點開會、會拍到什麼樣的畫面，幾乎都在預期範圍內。「這樣拍得出好作品嗎？」規律卻缺少火花的工作讓他充滿懷疑。

有一天，他用立法院午休時間到同業採訪未果的樂生療養院。「那是一個特別的環境，時間在那裡好像靜止了。」看著看著，周慶輝情不自禁拿出相機，按下好幾次快門，也在這一天認識了第一位病友何新清。

周慶輝習慣多帶一台相機上班，他說：「裝彩色底片的，為工作交差用；裝黑白底片的，拍自己想留下來的東西。」自此，他每天在午休空檔到樂生療養院拍照。樂生的病友臉上有殘缺，不願被拍，周慶輝長達半年不裝底片，就為了讓他們習慣快門聲；後來他乾脆在附近租房子，與病友朝夕共處。

周慶輝的作家好友張大春形容他是「縫補破碎生命的拾荒人，收拾樂生人一點一點失守的生命和記憶，拾著、拾著，把自己也縫進裡面去了。」周慶輝在樂生療養院「蹲點」三年，痲瘋病友的肢體會因病日漸凋殘，但在他的黑白照片中，留下的不是一點一點短少掉的生命，而是汲水、下棋、打四色牌等如此凡常的起居溫度。長達三年的「樂生紀實」，最後結束在一位痲瘋病友第二代的婚禮。周慶輝解釋：「第二代選擇在院內教堂成婚，不再避諱讓別人看到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且也敢於走出去組成自己的家庭。」或許老天早已寫好樂生療養院內的每段故事、每套劇本，但他還是為這段記錄留下一個充滿美意的結局。

離開樂生療養院賃居三年的房子，周慶輝辦了名為「行過幽谷」的攝影個展。此時他行走江湖的正式身分仍是攝影記者，但骨子裡卻有不同的意念萌生：「我想拍、想告訴別人我在想什麼！」照相機彷彿成了他的另一個大腦。

「行過幽谷」後，周慶輝終於帶著妻子踏上延宕多時的蜜月旅行，但當他在費城美術館看到當代攝影大師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展出的《工人》，卻大為震撼，久久不能自已。「薩爾加多走遍各地，拍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者，但拍攝中國的部分卻很少。」其時中國正逢改革開放，近在眼前的這場「工業革命」稍縱即逝，周慶輝內心的「攝影魂」再次湧動。

一九九五年，周慶輝踏上攝影旅程，拍了七年只為拍出一句話：「人發明機器，被機器取代」。還在雜誌社工作的他，拚命工作累積「長征」的年假，連續七年的農曆年節，他都沒在家過；也許是追尋中國東北地區將被淘汰的蒸汽火車，或隨著逐小麥收成而遷徙的「麥客」在關東平原往復；西南滇緬邊境靠馬隊運送物資的「馬幫」，還有維繫藏區世代傳統的印經工人，讓他當年拍了一回不滿意，隔年又再去一回。

奔波兩岸十年為拍照買底片買到全香港皆知

或許是野心太大，漫漫長路看不到盡頭，也收不了尾。直到二○○二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向他邀展，周慶輝才喊卡。「實在拍不完，但這一系列若沒有結束，我沒辦法重新開始。」不想重複創作模式的他，接下來有兩年無法再開啟任何攝影計畫，他也在心裡醞釀離職的決定。「拼湊空檔去拍自己想拍的東西，太累了。」說著，他臉上好像還掛著當時的疲憊：「那場計畫像個泥淖，我沒想到這艘船開出去，會這麼難開回來。」

後來，周慶輝開了一家小公司，零星地接了些案子，他重新思考：「攝影有沒有可能成為一門藝術？」他開始大量閱覽當代藝術的資料，歸納出：「當代藝術就是要轉個彎處理當代議題。」「我最近才聽到蔡明亮導演說，他要把電影送進美術館，不再送進戲院。因為美術館才能保留最奔放的藝術，藝術家惟有在美術館裡才能為所欲為。」

周慶輝告訴自己：「不要再做碰運氣的獵人，要用理論文獻與觀念做下次創作的基礎。」打通任督二脈後，周慶輝就遇上喊出「西部開發，十年可成」的英業達集團前總裁溫世仁，輾轉開啟「黃羊川」拍攝計畫。

黃羊川是中國甘肅省一個偏遠小村，因溫世仁的電腦援助計畫而知名。周慶輝來到這個黃沙滾滾的地方，為自己未竟的「工業革命」拍攝計畫，找到「科技革命」的主題接續。他租下廢棄客運站，在售票亭睡了兩年，自掏腰包近三百萬元拍了一千四百多張四×五底片，底片一用罄，他就託朋友在香港「掃貨」，買到最後，全香港的攝影器材行都知道，有位台灣攝影家在搜括底片。

一天，他打電話回家，準備對妻子說：「還差五十萬元，房子再押一押。」電話那頭的妻子卻哭得唏哩嘩啦，原來家裡養了十三年的狗死了。曾任電視台美術顧問的妻子黃寶琴回憶，他那時口氣堅決：「你一定要支持我，我就像打硫磺島戰役，只差最後一步了。」黃寶琴說：「所以我都叫他周堅持」。

其實，周慶輝恣意追求創作這麼多年，最支持他的就是妻子，幾本攝影集都是妻子設計製作，工作室內好幾座iＦ、紅點設計獎，獎座上刻的都是黃寶琴的名字。

「人被關在社會的籠子裡」狂想在動物園上演

周慶輝攝影

▲周慶輝以拍攝電影的高規格展開「動物園」拍攝計畫，除了指導演員走位（上圖），拍攝前還要先繪製3D全景模擬圖。（圖/周慶輝提供）

曾多次承辦周慶輝展覽的台北市立美術館副館長蔣雨芳說：「周老師的作品都會說話，他在台灣當代攝影家中，算是很成熟的藝術創作者；周老師的另一半替他設計的攝影集也都非常精緻，他們每一次的專題都展現親力親為的誠懇態度。」

○九年，周慶輝辦了「野想——黃羊川計畫」個展，一○年，他再次陷入低潮：「影像藝術開始有市場，攝影開始有價格，但我有可能靠藝術市場來支持創作嗎？」一籌莫展的他，有一天一時興起逛了動物園，靈感就從眼前的假山假水中迸現：「社會是一個籠子，我們都笑著看他人關在裡面！」他天馬行空地想像著：「人類就像動物一樣活在牢籠裡而不自知，如果把人們生活中的框架具象化，設計成像夢境般的超現實場景，擺在關動物的籠子裡拍攝……。」

接下來，周慶輝花了一年說服新竹動物園與高雄壽山動物園出借場地；又耗時一年設計拍攝腳本。他召集了近四十人的團隊，大費周章甄選演員；最後，凝練出九張巨幅照片，每張照片的製作成本至少一百萬元。

張大春聽了他的計畫，大感讚歎，靈光乍現替這個主題命名為：「人的莊園」，取其向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名著《動物農莊》致敬之意，女兒張宜也熱情加入拍攝，擔任其中一名模特兒。除了平面攝影，周慶輝甚至要拍攝影片搭配攝影作品展出，手筆之大，讓旁人都替他捏一把冷汗，倒是張大春很了解他：「他平日克勤克儉，但面對創作，他懂得創造更大的價值，要我勸他省點錢，我寧可稱讚他有一個精明的生意腦袋。」

看著周慶輝條理分明、窗明几淨的工作室，不難想像，當他在動物園拍攝現場，心裡想的不會是一張五百元的底片拍掉了幾張，而是掐著手錶，全神貫注地等待每天的日出與黃昏，映照出最理想的魔幻光線。

「我如果最後一次瘋狂，至少（這麼做）我不後悔。」周慶輝深吸一口氣，緩緩說著。當他的第二個大腦運轉起來時，或許真的很瘋狂，但他可是「周堅持」啊！

這是周慶輝從一位攝影記者到成為當代藝術家的歷程，他最精采的新作「人的莊園」即將問世。《今周刊》搶先企畫這套「紙上攝影展」，以饗讀者。

包括周慶輝與多位藝術家的作品，九月十三日到明年一月四日，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雙年展」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