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眾多英雄落難的一年，也是台灣籠罩在低氣壓的一年。一向讓國人引以為榮的品牌之光，宏達電、宏碁身陷泥淖；然而，有幾顆星星在陰暗無邊的夜空襯托下，更顯耀眼。大立光電創辦人林耀英、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龍巖董事長李世聰、儒鴻董事長洪鎮海等，逆勢開創事業新顛峰，證明再怎麼壞的年代，還是有新英雄出頭，他們衝破經營難關的不二法門，正是專注與定力。
邁向更大的舞台感動更多人 阿信
阿信不僅是年輕世代的偶像，也在「前輩世代」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為公視董事的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是這樣看阿信的……。
第一次聽到阿信唱歌，約莫是十年前吧！念國中的女兒在車上播放ＣＤ……「一顆心噗通噗通的狂跳／一瞬間煩惱煩惱煩惱全忘掉／我甩掉地球／地球甩掉／只要越跳越高」。
我原來是屬於聽蘇芮、陳昇、羅大佑，甚至是鳳飛飛⋯⋯這些資深歌手的族群，五月天〈離開地球表面〉的震撼節奏，一下子把我對歌曲的既定印象打破，一時間，人好像也年輕了不少。後來，我們公司的尾牙也有幸邀請五月天來現場演唱，公司成千的大女生、小女生，全擠到台前跟著瘋唱〈戀愛ing〉，也一起又唱又跳〈離開地球表面〉，讓我感受到偶像級搖滾樂團的非凡魅力，那種活力十足的感覺很讓人難忘。
我對五月天的音樂不僅不陌生，也很欣慰台灣能誕生本土的偶像級搖滾樂團。
因為我們能夠在自己的土地，誕生自己的樂團、創作屬於自己的歌、宣洩自己的熱情、描寫自己的夢想與渴望。這絕對是台灣重要的一股生命力，台灣因此更加多彩多姿。
主唱阿信原來是師大附中美術班的學生，在大學時念的是設計。我聽聞他創立自己的「潮牌」、設計自己的產品並不訝異。他自學管理與財務報表，都意味著在知識領域上的自覺與企圖。一名多才多藝的年輕人能建立自己的風格，不把自己局限在偶像歌手的位置，值得讚許也值得期待。
另外，阿信對公眾議題的關心，也超乎我的想像。
他曾經在公共電視董事會裡，和另一名董事鄭自龍教授合作提案，向ＮＣ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爭取把公共頻道部分管理權交給公視，讓公視能有另一筆穩定財源。我們董事會也熱烈討論他們的提案，大家後來不僅把提案送往ＮＣＣ與文化部，也很熱情要號召全體董事一起拜訪行政院，希望促成阿信這個提案能順利通過。
我的女兒現在也已經到了上大學的年紀，今年暑假，她送給我一件印有海綿寶寶的Ｔ恤。她對我說：「爸，阿信最喜歡海綿寶寶了，你和阿信一起在公視開董事會的時候，穿上海綿寶寶的Ｔ恤嘛！」然後，女兒帶著我一起擺手晃腦念著：「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裡？海綿寶寶！」阿信意外讓我與女兒留下不少值得懷念的另類交流。
阿信創作的歌曲，讓我看到年輕一代的活力，我也從他身上看到，這一代的年輕人會有自己對這個社會的主張。年輕世代不是草莓世代，是百花齊放的世代，很高興看到台灣社會一棒接一棒，總有精采表現！（口述．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整理．鄭淳予）
低潮台灣最強的正能量 李安
年初，他第二度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年底，他回台出任金馬獎評審團主席，讓金馬獎走出兩岸三地格局。他是貫串全年，帶給台灣民眾正能量的李安。
得奧斯卡大家會開心的話，那是最好，但得到奧斯卡就像每天吃蹄膀，很油膩。」今年五月，李安導演帶著第二座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衣錦還鄉。但他想起父親曾說過的一個故事：有位有錢員外每天吃蹄膀，有名工人經過，看了很羨慕：「如果我也能每天這樣多好！」員外反問：「你真的覺得這樣好嗎？那我每天做給你吃。」結果那位工人吃了一個月後就受不了。「我在台灣得到很多的愛，但久了負擔也很重，我沒有辦法做我該做的事情。」這是李安當時的肺腑之言，長年被加冕「台灣之光」桂冠，一直讓他內心矛盾。
童年在台灣以「外省人」身分長大，成年後以「外國人」身分在美國闖蕩，對他來說，一輩子都在面對、調適文化衝突。有時候，衝突成為他的養分。「戲劇就是衝突，當你安好度日的時候，你沒辦法看到人性，走投無路時才會被逼出來，我就是在尋找那個真相。」從早期的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到後來在好萊塢市場與東方題材之間融會運用，他的觀點永遠離不開人性。
有時候，衝突讓他動輒得咎。幾年前他帶著《色．戒》回台，媒體頻頻議論，這是「拍給中國人看的電影」還是「拍給台灣人看的電影」。他在今年的重映座談上，吐露自己的拍攝初衷，原來就是一段與張愛玲的神交，以及重新看待一介小女子在大歷史中的處境。電影裡觀照著人性的衝突，電影外卻是「愛不愛台灣」的質疑，難怪他感嘆：「我不曉得這輩子可以受到這麼多寵愛，我很喜歡回報大家，但還是要說，我最好的東西都在電影裡。」
步入耳順之年的李安，除了一貫的謙遜，也讓人驚訝地說了些重話：「我拍《少年PI》很好，是因為全世界都做不出來，我卻在台灣做出來了，但我懷疑能不能留下來，台灣電影人很可憐，每個人拍電影都是從頭開始，經驗沒有傳承、累積成一股底蘊……」說著，他像是察覺到自己的語重心長，又加上一句：「恕老臣直言啦！」
說到底，他還是在乎自己起點的這片土地。所以我們看到他認真當了兩周的金馬獎評審，不僅把台灣電影「氣虛」的問題「看」出來，還把一位評審所擁有的影響力發揮到極致。他站過世界的擂台，見過硬碰硬的道理，回到台灣，還是用自己最擅長的身分，做最真誠的事。
離台前，他獲頒國家文藝獎，自述：「我的眼光、胸襟、個性都是在台灣定型，台灣滋潤我、培養我、呵護我，不管我走到哪，做的都是台灣電影；有時候，我很想逃出（台灣）那樣的格局，但在我年紀比較大以後，發覺那是根本不需要想的問題，我只要盡力掙扎，做我覺得最好的事，那就是一部台灣電影。」李安說他不能沒有台灣，但台灣更不能沒有李安，無論何時，他都帶給我們振奮與啟發。（鄭淳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