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光：目標訂高一點 事情才能夠做得更好！

這一刻，足以在台灣醫療史記上一筆。九月十六日，在地球另一端的巴西雷色斐市，台大神經外科醫師杜永光，當選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盟（ＷＦＮＳ）的新任理事長。這位被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長邱仲慶形容為「台灣腦血管手術第一把交椅」的醫師，成為這個世界級醫療組織成立五十六年來，第一位出身亞洲的理事長。

杜永光能夠獲得長期占據世界醫療舞台的歐、美人士支持，主要是因為他的多項「第一」紀錄。杜永光同時擁有亞洲最多顱內動靜脈畸形手術、血管繞道進行顱內動脈手術與內頸動靜脈內膜切除手術案例。此外，他還曾率全球之先，發表以直接手術方式修補頸動脈海綿狀竇瘻管之手術。

杜永光(左三)獲選為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盟新任理事長，該聯盟成立56年，目前計有120餘國加入，成員多達4萬人，被籲為「神經外科界的聯合國」。（圖片來源：杜永光提供）

三十三小時  台灣開最長時間刀的人

在所有外科手術裡，神經外科堪稱複雜度極高的一種，當中如腦血管動靜脈畸形又是難度等級數一數二的手術。這個手術有多困難？想像一下，腦袋中的動脈與靜脈，就像是一團糾結的毛線球般盤根錯結，必須靠手術將它解開。麻煩的是，通常這種病，靜脈是包覆在動脈外頭的，如果先拿掉靜脈，那動脈就會因為血液「有進無出」，像氣球般不斷膨脹到爆掉。然而，動脈卻又藏在腦部的深層處，一定得逐條找出來，稍一不慎，病人就可能全身癱瘓，不難想像這個手術的工程有多大。

杜永光開過太多如腦血管動靜脈畸形般驚心動魄的高難度手術，台灣開最長時間刀的人就是他，花了三十三小時。而且這位病人他共開了兩次刀，耗費將近二天半的時間，五十七個小時。原來可能面臨全身癱瘓的病人，在他的巧手下，術後兩個月就能開著車四處拜訪客戶了。

杜永光以精湛醫術在國際間享有盛名，他一如傳教士般對神經外科的熱情，廣受國際醫界的肯定與敬重，也是他這次當選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盟理事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會以神經外科作為終身志業，與杜永光的外科醫師父親杜世彬有極大關係。他原先有意出國深造，卻因為是家中獨子，決定先留在台大醫院服務。一開始，杜永光選的是內科，隔沒多久，台灣首度引進電腦斷層掃描機，杜世彬告訴他，「有電腦斷層，你做這個好了。」杜永光選擇聽從父親的建議，從此「栽進」神經外科這個領域裡。

這個決定，對杜永光相當重要。因為，當時全球腦神經外科的醫療技術，正步入發展最快速的一段時期。一九七○年代，由於電腦斷層的發明，人腦構造逐漸被解密，過去深如迷宮的幽暗腦世界，拜電腦斷層之賜，神祕面紗被揭開了；也在此同時，腦顯微手術有了突破性發展，盤根錯節的微細腦血管，在顯微鏡下變得清楚。這些發明與突破，彷彿打開神經外科醫師的眼睛，克服許多手術上的限制。

每一位病人  都當成自己父親來醫治

面對「非全贏、即全輸」的腦外科手術，杜永光的及格標準是「不容許絲毫誤差」。

（圖片來源：杜永光提供）

即使當時全球腦外科手術已有重大突破，但國內的神經外科醫師，仍受限於開刀經驗不足，落後國外一大截。事實上，就連杜永光的父親也是死於他如今最擅長的手術——腦動脈瘤。就在杜永光陸續完成住院總醫師訓練、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學業後，他決定遠赴美國哈佛大學一圓求學夢，沒想到兩個多月後，父親就死於腦動脈瘤破裂。

回憶這段往事，杜永光的說話聲音也變得輕聲許多，「對我而言，這是件相當諷刺的事，我學的是神經外科，父親卻因為這種疾病而死，最讓我難過的是，當時我根本還沒學會。」

也因為這個遺憾，「如果這位病人是我父親，我會怎麼做？」就成了杜永光每一次執行高難度腦外科手術時，不斷反覆與自己對話的一個問題。將每位放心交付生命的病人，都當作是自己的父親，杜永光不只全力做到好，也格外謹慎。

杜永光的謹慎，從安排病人住院那一刻就開始。他的助理形容，「杜醫師經常盯著病人的電腦斷層掃描片子，一坐就是幾個鐘頭。」對此，杜永光則指出，電腦斷層片子只是個平面，所以需要靠想像去還原病人的腦部立體構造。「一刀劃下去會碰到什麼？哪裡可能會出血點？術後可能會如何？……」這些都是他在開刀前會不斷反覆思考的問題。

開車回家的路上、周末在家時，以及在凌晨一點到四點自訂的充電時間裡，杜永光總在想著即將面臨的手術。有時經過一個周末的反覆思考，對於這個刀要怎麼開，還想不出道理，他甚至會在看完門診後，再到圖書館翻讀資料。曾經，杜永光為了在台灣首度進行的海綿狀竇瘻管手術，他將一本比一般百科全書還厚的教科書，反覆Ｋ了二十遍。

沒有萬全準備，杜永光不輕易動刀。他曾經不只一次將原先排定的手術時間延期，用過的理由有「病人體溫太高」、「還需要再做更詳細的檢查」，甚至，他連「醫師今天感冒生病不舒服，會影響開刀」的理由都用上了；但事實上，「真正的原因是我還沒準備好。」

杜永光說，面對高難度的手術，醫師的自我反省相當重要，絕對不能只是一味的「蠻幹」。他說，看過太多年輕的神經外科醫師開過腦動脈瘤手術後，就再也不敢開刀了。原因在於，這種手術分秒必爭，若沒有事先充分的沙盤推演，開刀後一旦發生動脈瘤破裂的情形，會因病人立即陷入死亡邊緣而手忙腳亂，在還不曉得怎麼處理的時候，病人就死了。「經過一、兩次這種手術，即使是再鐵石心腸的人，也不敢再次做這樣的事了。」

因此，面對一位必須在腦袋上劃下一刀的病人，杜永光的信念是：「絕不容許有絲毫誤差。」因為，「腦外科手術是『all or none』（不是全贏，就是全輸）。」他指出，「有很多刀我從沒開過，卻還敢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準備的功夫與術前思索的時間相當多。」

國內肝臟移植權威、台大一般外科主治醫師李伯皇也這麼形容杜永光：「他有著超乎常人的仔細與耐力，凡事追根究柢得讓人受不了。」

千捲錄影帶  錄下手術過程反覆研究

杜永光的追根究柢，還不只在術前的反覆思索；喜愛素描的他，總隨身攜帶一本畫冊，每開完一次刀，他都會將過程巨細靡遺的畫下來。此外，在杜永光的辦公室裡外，有數十個鐵櫃，裡頭裝滿了每一位他親自照顧過的病人的開刀過程錄影帶，至少有上千捲帶子，「每畫一次、每看一次，對我來說就像再開一次刀。」中壢天晟醫院醫療副院長莊活力即指出，杜永光開刀前前後後的過程，可能已經將整個手術演練了不下五次。

因為不斷的反覆思考，右撇子的杜永光有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每天用左手吃午飯，因為他發現，手術過程經常會碰到，右手執剪刀的角度不夠順暢，導致縫合時常會「卡」到，「如果能讓病人更好，我是不是該練習讓左手更靈活？」他思考著，也因此練就如今能用左手拿筷子一次夾三顆花生米的技術。

兩段式睡眠法  紀律、精準控制時間

即使已站上神經外科學界的最高位置，但杜永光思考的，是下一個更困難的挑戰。

（攝影／吳東岳）

一向非常努力的杜永光總是認為，「永遠能做得更好。」他常告訴學生，「要將目標訂得高一點，事情才能夠做得更好」，如今，即使已是國內神經外科權威，他仍如此鞭策自己。

每天凌晨一點到四點，杜永光總是清醒的，二十幾年來，他已養成「兩段式睡眠」習慣。每天晚上忙到八點多才回家的他，晚飯後約十點就上床睡三個小時，不必靠鬧鐘，到了凌晨一點就會自動醒來。接著，杜永光會花上三個小時寫論文、寫評論與看書，直到四點再回去睡三小時，到早上七點起床上班。「這段時間打電話找我，一定找得到。」他笑說。

問起杜永光，三十多年從醫生涯最深刻的記憶是什麼？他回答，每次開一個困難的刀後，下table（手術台）時都會對住院醫師說，「我發誓再也不開這種刀，犯不著開了二十幾個小時，弄得腰痠背痛，又得心驚膽戰的。」結果過了一、兩天，還是會去找更難的刀來開。「我覺得，神經外科醫師的腎上腺素一定比較多，喜歡接受挑戰，好像只有不斷挑戰，才能讓內分泌平衡。」他笑說。

紀律、精準、熱情與萬全準備，一直以來是杜永光的從醫信念，他總笑自己是「朝著太陽射箭的人」，因為「你雖然永遠射不到太陽，但是你會比朝著地平線射箭的人，射得更遠。」即將站在世界腦外科醫療舞台巔峰的他，也正朝著太陽的方向筆直地飛去。

用醫德與醫術打敗政治干預

杜永光這個亞洲第一位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盟（WFNS）理事長榮耀，拿的其實並不輕鬆；最大的阻礙，並非實力更強的對手，而是因為政治力介入——中國的百般阻撓。

一開始，中國也是支持杜永光的，但提出國籍必須更名為「中國台灣」的要求，杜永光當然婉拒，因此，中國決定另推出一位日本籍候選人，並積極動員，希望讓原先唯一提名的杜永光中箭落馬。

為達目的，中國迫使中南美洲、非洲與中東等地區的新興國家見風轉舵外，甚至，就在聯盟大會召開前幾個月，突然推薦10個新會員加入，按照慣例，當年新加入的會員應無投票權，卻在中國強力護航下，仍擁有選舉資格。

中國的態度，因此引來其他先進國家不滿，最後連日本都不支持中國力推的日本籍候選人，三位日本神經外科大老甚至連署寫信，希望其他國家能支持杜永光；而杜永光昔日在哈佛求學時的指導教授，也到處幫他拉票，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是我教過最棒的學生。」

最終，杜永光才以20多票的差距，險勝由中國力挺的日本籍候選人；中國動用政治力干涉醫學專業領域，也讓杜永光這項殊榮更顯難得。

杜永光

出生：1948年
專長：腦血管外科、顱底腫瘤外科、腦血流動力學、神經生理學
經歷：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盟副會長、亞澳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長、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長、市立中興醫院院長
學歷：台大醫學院、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美國哈佛大學暨麻省總醫院腦血管外科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