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署長楊志良　不留餘地的理想派

「吳院長組閣時，報紙就寫，許多很好的人才都不願意入閣，我看了以後深有同感，我大概是第三流、第四流的人才，才會進到內閣裡面來！」接受本刊專訪時，衛生署長楊志良不禁自嘲。

他說，現在擔任政務官的待遇，跟以前做醫院執行長的薪水比起來，只能安慰自己是「為民服務」。而當時副署長、健保局局長人選從缺，「有能力的朋友們忽然都掛病號、關手機，副署長人選我找了一個月，什麼事情都做了，只差沒有下跪。這樣下去，台灣的未來怎麼辦？」
 

為台灣　接掌衛生署署長，解決公衛難題

台灣怎麼辦？在公共衛生領域，台灣面臨的棘手問題確實不少，健保破產危機、防範新流感疫情、美國牛肉進口，以及新流感疫苗安全問題。短短幾個月，各種難題幾乎是鋪天蓋地而來，作為衛生署長，是需要一些「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與決心。

時間拉回二○○九年八月初，楊志良接掌衛生署長，當時，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黃文鴻接到楊志良的來電，對於這位相交十餘年好友的新工作，黃文鴻的第一句話是，「我實在不能說恭喜，但必須跟你說一聲謝謝。」

必須說謝謝，是因為台灣當前一籮筐的問題，的確需要有人站出來解決；不能說恭喜，這恐怕是因為黃文鴻深知，以楊志良的理想性格與行事作風，在這個位置上，終將面對千夫所指。

如今看來，從健保調漲、新流感疫苗，到美牛事件，楊志良幾次談話都引來諸多爭議，黃文鴻五個月前對楊志良「不能恭喜」的預言，一語成讖。

「楊志良是這樣的，他講話，一向只是基於他的專業與理想，很少會去計算他的職位有多重，能不能說這些話，有些事情的責任太大了，不是他的位置所能負荷的。」黃文鴻說。

論專業，楊志良的資格無虞。在詹啟賢擔任衛生署長時，他便擔任副手，在公共衛生、醫務管理與健康照護界的實務經驗相當豐富，而且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在台灣學術界打下深厚基礎，今天台大公衛系的教授，幾乎都是他的學生，現在擔任健保局局長的鄭守夏，就是在他一句「你當過我的學生，你一定要來做！」之下請來的。
 

為社會　堅持調漲健保費，照顧基層民眾

論理想，楊志良的確必須面對衝突。

答應前行政院長劉兆玄接下衛生署長，楊志良當時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要調漲健保費。他急著舉出統計數據，說明台灣的健保制度能讓一○％的基層民眾，只要出一塊錢，就可以得到五塊錢的照顧，「其實，社會儲蓄應該多於個人的儲蓄，這樣才算是進步的國家。」楊志良說出了他的理想。

「社會儲蓄應該多於個人儲蓄」，某種程度上，這是違反了最基本的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強調「追求利己就能利他」，而楊志良的腦袋裡顯然存在另外一個「無私無我」的美好世界。而當他一股腦兒地把學院派的浪漫理想放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裡，衝撞自然難免。

早在二十年前，楊志良就曾經為了急著實現理想，而衝撞行政倫理。

台大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江東亮回憶，在一九八八到九○年六月，他與楊志良、吳凱勳教授等人受經建會委託，完成了全民健保制度規畫，這份報告呈給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轉交衛生署做第二期規畫，想不到進度卻一延再延，「當時許多人戲稱《健保法》規畫像是小火車，就算跑下車上個廁所，還是追得上進度。」江東亮回憶。
 

為理想　不等衛生署，先行擬健保法草案

心急如焚的楊志良，當時雖已重回學界，但卻大膽決定接受立法院厚生會第三屆會長楊敏盛的請託，擔任厚生會的健保法研擬小組召集人。楊志良當時的高調舉措，立刻引起不少爭議，有人不客氣地質疑，《健保法》已經有官方推動，為什麼還要跳出另一個團體越俎代庖、插花干擾？

當時楊志良是這樣回應的，「我這麼做不是要取代衛生署，而是要督促衛生署加把勁。」楊敏盛、楊志良「雙楊」帶領厚生會的小組，從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開始到隔年的十二月，不僅讓《健保法》草案出爐、辦完全台公聽會，還在衛生署版本的《健保法》出爐之前，就先一步將厚生會所研擬的法案送進立法院。

「那年十二月四日，在來來飯店的晚宴上，他們請當時的衛生署長張博雅出席，算是給她良性的壓力。」江東亮笑稱，在同月的二十八日，衛生署版本的《健保法》也送入了立法院，如果沒有雙楊推動，官方版《健保法》恐怕還要躺很久。

「楊署長這個人就像彗星一樣，留下很多光芒，但他不是恆星，沒辦法一直掛在那裡發光。」江東亮說。

楊志良的理想性格，多少與學生時代的養成有關。

一九七五年夏天，楊志良正在美國留學，而他在台大公衛系的學弟則浩浩蕩蕩下鄉做第一線的衛生服務。在宜蘭大同鄉松羅村的那天中午，一看到端上飯菜的歐巴桑，瞬間讓同學們嚇掉了筷子，「一名同學說，早上才在她的糞便中找到兩種寄生蟲，另一個立刻嗆聲，這有什麼稀奇，剛才還檢驗出她患了肺結核！」江東亮回憶。

目睹台灣鄉間的衛生水準如此低落，這群學生第一次深刻體認到，必須走出「為研究而研究」或「只為出版而研究」的象牙塔生活。聽到學弟「報告」，楊志良的反應不只「深刻體認」，更是即知即行，七七年，楊志良與江東亮為了籌畫鄉村保健站，兩人搭小火車到宜蘭福隆，由於當年沒有濱海公路，只有轉搭鐵牛車，一路顛簸到澳底漁港。當地居民住在鋪茅草的土房子裡，普遍營養不良，「叫漁民握緊拳頭，然後再放開，過了三分鐘，他們的皮膚還是白的，沒辦法恢復血色！」

江東亮清楚記得：「當時，多數醫生不願意下鄉，但楊志良非常堅持，認為只要有政府協助，鄉間其實是可以留住醫師的！」於是在多方奔走之下，澳底保健站成為群醫中心，而這一點一滴的努力，也讓公共衛生觀念在台灣基層扎根。

如今，楊志良「利他精神」的腦袋更要隨時接受炮轟，於是，每當立委抨擊健保浪費、沒有效率時，楊志良經常像是被逼急了似的高聲反問：「你能說出世界上有哪個國家，保費負擔比台灣輕、照顧範圍比台灣廣、行政費用比台灣低的？如果你說得出來，我就承認台灣的健保不好。」

採訪過程中，楊志良不斷強調，「如果健保制度垮台，最倒楣的一定是基層，所以基層民眾更應該站起來。」言談之間，不難感受他的焦急。
 

楊志良曾自嘲，「衛生署做得好， 會讓人忘了它的存在。」（攝影／劉咸昌）

像彗星　即使當炮灰，也要實現利他理想

媒體曾經假設，如果立法院不同意調漲保費、政府財政也不支持，楊志良該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他也爽快回答：「遇到問題就是面對它、處理它，不去面對不去處理，就不要坐這個位置。如果我不能說服大眾，也不能說服長官，就應該換個更有能力的人來當衛生署長。」

這樣的回答，的確呼應了江東亮對楊志良的評價，真的就像彗星一樣，總是沒有商量餘地的朝著認定的方向飛，稍縱即逝沒關係，但總要摩擦出一些被人記住的火光。

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理事長謝武吉表示，「坦白講，現在楊署長最大的問題，就是『太有擔當』。」例如美國牛肉的相關談判，是衛生署的幕僚執行的，而整個問題卻超過衛生署能力範圍，楊志良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還是願意將責任一肩扛起，甚至成為馬英九總統點名必須承擔責任的對象。

黃文鴻也舉例，像是健保費用的調漲與否，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由衛生署長的層級來推動，都是交給總統、總理來主導，「現在上面的長官都不提，只怕楊志良是做定黑臉了。」

「台灣政治是一個罩門。」前衛生署長、現任中研院院士陳建仁感嘆，歷任衛生署長、健保局長都相當專業，而且《健保法》裡面規定得很清楚，漲價在六％以內，是衛生署長的職權，「誰說這是行政院長的事情？誰說這是立法委員的事情？他們都沒有資格去管，可惜，行政倫理不能這樣講。」

但偏偏楊志良是為了理想寧願衝撞的。在台灣民眾一邊習慣這位常語出驚人的衛生署長時，楊志良是否也能學會破解政治八卦陣，迂迴而寧靜地達成他的理想目標？或者，又是再一次如彗星般地稍縱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