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富人」衝撞台灣商界規範

台商兩字前被冠上「神祕」兩字，幾乎成了兩岸互動頻繁當下的流行用語，舉凡來歷不明、查證不易的海外商人，「神祕台商」四個字一律適用。

之所以神祕，來自於身分不易證實，難以證實的背後，往往都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辛苦。嚴格算來，幾乎是第一波西進、也是第一波返鄉投資的前上海台商協會副會長鄧文聰，是其中代表性人物。
 

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

從回台第一次出手，買下一般商人不願沾惹的國民黨黨產幸福人壽、《中央日報》，或者違規買地，直踩法規紅線，甚至近期代替台商朋友出面標下信義計畫區Ｄ３土地，鄧文聰幾次出手，都惹來爭議不斷。

面對外界對他投資資金來源質疑，他小心翼翼地解釋大陸殺戮市場般的墾荒過程，其實藏著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與為難；他開始學習與媒體應對，試著對外界說明一切，以下是他的口述：

我是一九八六年到大陸去的，當時還不到三十歲，一轉眼已經二十幾年，一開始我先在廣州從事貿易、家電，外界知道我曾經代理的任天堂，就是其中一項；當時所有法規、制度都不完備，其實這些生意都是自己去「闖」出來的。

演唱事業攢第一桶金

沒多久，我就轉進北京，開了「超音波商場」，會取名叫超音波，是因為差不多同一時間，我太太在台灣開了「超音波唱片」經營得很好，當時旗下藝人包括潘協慶、齊秦，發片成績都相當不錯，後來，我把台灣的唱片事業結合北京的商場經營，靠著北京的人脈，辦了第一場的潘美辰個人演唱會，成了把台灣藝人推進大陸開演唱會的第一人。

當時演唱會的票價並不高，不像現在動輒人民幣一千、一千兩百元，一張票大約只有人民幣幾十元，貴一點的上百元，但在廣州的天河體育館，一場演唱會至少可以吸引一萬多人，收入起碼就是人民幣幾百萬元到上千萬元，金額其實很可觀；但這都還其次，最重要的，是演唱會現場的廣告看板收入以及行銷效果，我利用演唱會促銷商場，效益非常好。

緊接著，我也在內地開起唱片公司，取名「太平洋影音」，連我太太也在內地發過唱片，隨便一賣都是幾百萬張唱片，加上那幾年陸續引進台灣歌手到大陸舉辦巡迴演唱會，影藝事業（唱片、演唱會）、商場相得益彰，相互拉抬，嚴格說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是在這樣情況下攢下來的。

但問題很快就來了，九○年代的大陸市場不像現在，幾乎全數開放；當時所有產業都不允許外資介入，因此商場經營不是我自己的名字，一開始，大家說好以一定金額的「租用」，但對方眼看生意興隆，「租金」自然跟著水漲船高，循序漸進，接著就是要求「入股」，然後「股份」要求越來越高，如今是反過來，他付我一定的金額，商場幾乎變他的了。

這是許多台商心裡的痛，在那個誤打誤撞、缺乏法則的叢林裡，台商是賺了錢沒錯，但很多人吃了許多悶虧，卻不能多說什麼。

後來因緣際會，透過與前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關係，我在北京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上批到一塊地，但北京畢竟是天子腳下，是所有兵家必爭之地，「水太深了！」在北京房地產市場我沒有很好斬獲，決定轉進上海。

錢進上海房地產頗有斬獲

一九九二年，我透過前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龔學平引薦，在上海與東方明珠集團合資成立房地產公司，我占五五％，東方明珠四五％，我做生意多半獨資，這是極少數的合資公司。

同一年我們就在滬青平公路旁推出「東方明珠花園別墅」，占地一百畝，共有三百棟別墅，是上海第一批外銷房別墅，當時非常轟動，直到現在，應該還可算是指標性推案之一。

後來我自己陸續成立建設公司，也推了不少案子，成績都不錯，但是大部分的案子都以內銷房為主，所以都是「找人代打」，案名真的不能說。

此外，我也有一張煤炭開採執照，到現在在山西還有繼續在開採，但都不能說太多。因為這樣，外界常說「神祕台商」，我其實並不喜歡這種稱號，但也只能認了。

事實上，許多台商都一樣，有所謂的「隱形財富」，那是特殊時代下，帶著些許無奈的的特有產出。但據我所知，最近許多這樣的「隱形富人」都回國投資，我身邊其實就有許多，這樣的人，無論你喜不喜歡，正在一點一滴改變台灣的商場面貌，只是我們未察覺而已。

就像這次幸福人壽代為標地的福州台商陳忠明一樣，台灣人也許都不認識他，但你到福州當地一問，大家都知道，我也是一樣。

兩年前，我決定回台投資，起先是透過立委蔡家福牽線，與東南旅行社董事長黃正一以一人一半的方式，接手幸福人壽，外界說我們兩個早就熟識，其實並不是這樣。

但後來黃先生說他想退出，我想說這是我回台的第一件曝光的投資，立刻就撤退，面子上總是不好看，既然其他大股東都不想增資，那我就接好了，這一接就掏出了二十幾億元，持有幸福人壽九九．五％的股權，維持我一貫的習慣，幾乎等於獨資的公司。

我知道幸福人壽的淨值是負的，其實幸福沒有外界想像的糟，它幸運避過高利率的時代，因此保單平均成本只有三、四％，比起國內許多大型壽險公司的成本約在五、六％，甚至更高，這是幸福人壽極大的優勢。

但幸福當然有它的問題。台灣的《保險法》規定，當保險公司淨值為負數時，單筆不動產投資的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一億元，我很願意遵守，也已經付出代價（按：幸福人壽在去年七月違規標地，金額超過一億元，受到金管會處罰）。但反過來想，如果不動產投資可以讓幸福人壽賺錢，幫助其早日脫離淨值為負的時代，那麼，是不是可以在金管會的監督下，放寬這項規定？

如果把一家淨值為負的保險公司就這樣卡在這裡，因為賠錢，沒有人願意增資，又不能自力做出努力，那麼該如何走出泥淖呢？

對「偏愛黨產」一說做出澄清

除了幸福人壽之外，我還投資《中央日報》，外界因此說我只買黨產，這其實有所偏誤。

事實上，我喜歡也擅長不動產投資，這兩年下來，我太太在台灣已經買賣好幾十間的法拍屋，獲利都很好，而我個人也以九億多元的價格，買下台北市士林區泰北中學的土地，將規畫為中高價位的豪宅。

我是台灣囝仔，從小在樹林長大，我的父親鄧國泉是早期勝和證券（台工銀證券前身）的大客戶，和當年同時期的雷伯龍、賈文中等市場主力都是好友，與台灣金融市場的關係也很深遠。但也許是市場的廝殺看多了，我父親希望我不要涉足金融業，但命運很難說，去外面繞了一圈，如今我還是回到這個市場，未來，也許有機會進入證券市場也說不定。

這一次回來，不是只有錢回來，我是舉家都搬回來了，我的孩子從小在上海長大，念國際學校，會說標準的上海話，大女兒正在國三這個敏感年紀，回來一切都得重新適應，我還是要他們都回來，台灣是他們的爸爸長大的地方，孩子們也許長大後全世界跑，但一定得認識台灣。

■鄧文聰
出生：1959年
現職：幸福人壽董事長
學歷：政大台商碩士班
經歷：上海台商協會副會長、佰威酒店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