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　永遠的反對派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堪稱是今天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他準確預測過去二十年來的經濟金融危機，他在《紐約時報》、《財星》雜誌，以及Slate.com等媒體大量發表尖銳的評論，每天吸引幾百萬名知識分子仔細閱讀，邀請克魯曼做一場兩小時的演講，演講費行情高達新台幣七十萬元。
 

獲諾貝爾獎肯定　呼籲美政府積極創造就業機會

克魯曼是極少數必須聘請專業經紀人幫他安排公開活動的經濟學家，而這樣的明星，竟然還能在○八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是獨家獲獎。克魯曼名利雙收的成就，前無古人，可能也後無來者。

更重要的是，克魯曼臧否美國總統從不手軟，他在各大媒體所刊載的評論，根本就是以經濟學為包裝的政治評論。克魯曼從來不掩飾對於布希政府的不屑，從布希上任第一天，一路罵到他下台；他在柯林頓第一次當選總統的時候，曾經到阿肯色州小岩城與柯林頓面談，但是話不投機，令人稱羨的總統經濟顧問的工作不翼而飛。

至於剛上任的歐巴馬所提出的減稅方案，也立刻遭到克魯曼無情的轟炸，克魯曼在所有可能的場合，都大聲疾呼歐巴馬政府應該放棄減稅方案、改以大幅度提高政府投資，來創造就業機會。他認為，依照歐巴馬的減稅方案，美國將陷入日本式的十年蕭條。

這樣一位集經濟學大師、媒體明星、政治評論家於一身的角色，的確是過去從未出現的奇特組合。在前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史班的明星光環衰退、現任主席柏南克又為了救市焦頭爛額的今天，克魯曼堅定而又響亮的言論，儼然成為救贖萬民的良藥，撫慰著徬徨不知所終的社會大眾。

這樣一號特殊的人物，成長過程卻平淡無奇。克魯曼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紐約長島，下個月即將歡度五十六歲生日，他的家庭堅守猶太傳統，父母認真督促他專心念書，正如同絕大多數好學生、或者更會念書的績優生，克魯曼二十一歲從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經濟系畢業，三年後獲得麻省理工學院（ＭＩＴ）經濟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位後，克魯曼曾經在耶魯大學、ＭＩＴ、加州柏克萊大學、倫敦經濟學院，以及史丹佛大學任教，二○○○年後轉到普林斯頓大學至今。

這樣看來，克魯曼就是一位象牙塔裡的優秀學者，了不起的地方也不過就是多收集了幾張一流名校的名片。他的家庭生活也很無趣，至少在我們所知道的範圍之內是如此：結過兩次婚，沒有小孩，現在的太太是他普林斯頓的同事。克魯曼顯然對於社交生活沒什麼興趣，除了演講與寫作之外，很少有其他的公開活動。

作為猶太家庭的成員，在政治光譜上認同所謂的「自由派」（Liberal）也是順理成章的選擇。克魯曼在他最新的著作《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裡，開宗明義就說：「一九五三年出生的我，與同輩人一樣，把美國的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如許多同輩人一樣，我嚴辭抨擊美國社會種種甚為真切的不義現象，為自由派政治候選人挨家挨戶地奔走。後來，我才明白地意識到，自己年輕時所處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國歷史上一段不尋常的篇章。」
 

認同「自由派」　全面翻新國際貿易理論

這一段看似平常的描述，其實正精準地描述了克魯曼的價值所在，當然也充分反映了他的焦慮。

他出生在戰後嬰兒潮，美國從二次大戰中躍起為世界最大的強權，一切都充滿了朝氣與希望，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具體在這個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斷實現，而克魯曼則是這群嬰兒潮中，最優秀、頭腦最清晰、獲得最多資源的代表性人物。

作為美國精英中的精英，克魯曼早已攀登金字塔的最尖頂，掌握人類社會最先進、最完整的訊息，有最充沛的資源、最優秀的人才，克魯曼這群精英的思想，理所當然會成為全世界幾十億人模仿學習的對象，而人類社會的發展，理所當然的，也應該朝向他們的號令前進。

這樣的人，理應充滿驕傲與自信。克魯曼在不到三十歲的時候，就因為經濟研究成果突出，被當時的雷根總統延攬進入政府，擔任雷根的經濟顧問；但是他前後只做了一年，就退出雷根政府，理由很明確：克魯曼發現圍繞在總統身邊的人，都是妥協性的庸才，而政府的工作讓他俗事纏身，無法專心研究與寫作。十年後，柯林頓總統有意邀請他擔任首席經濟顧問，當時克魯曼已經盛名在外，就更不客氣了，他飛到小岩城與柯林頓會面，當面拒絕了總統的要求。

克魯曼表面名士派的作風，背後支持著他的，正是作為美國精英知識分子的驕傲與自滿。作為美國最優秀的頭腦之一，他呼風是風，喚雨就雨，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克魯曼在經濟學上最大的貢獻，是全面翻新了國際貿易理論。傳統的國貿理論認為，貿易是發生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之間（例如發達的工業國與傳統的農業國，或是生產石油的國家與生產稻米的國家），運用彼此的差異互換資源，以追求互補的效益。
 

續推新論證　準確預測九○年代經濟發展趨勢

但是克魯曼發現，現代工業國家之間的貿易非常活絡，最淺顯的例子是生產ＢＭＷ的德國與VOLVO的瑞典，兩國都生產相近的產品，而且互相銷售到對方的市場。這種非互補型貿易的規模，遠遠超出傳統貿易理論的互補商品。

克魯曼在一九七九年發表這篇《新貿易理論》，他解釋這種現代的貿易現象，來自於消費者對於多樣選擇的偏好，以及生產者追求規模經濟效益。克魯曼從此創造了新的貿易學派，從此之後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將消費者的多樣選擇偏好，以及生產者的規模效益，作為發展貿易理論的基礎。諾貝爾基金會將○八年經濟學獎獨家頒給克魯曼，就是表彰他在貿易理論卓越的貢獻。

在八○年代發展出的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克魯曼在一九九○年代繼續推出「地理經濟學」。他的論證是，既然製造者追求規模經濟效益，那麼已經產生規模效益的生產國家、地區或是城市，將會強烈地吸引更多的投資，製造更多的產品，進而創造更多的收入。這個理論剛好趕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黃金十年，非常準確地預測到了九○年代全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趨勢，更為克魯曼奠定不可動搖的經濟學宗師的地位。

當然，作為美國精英中的精英，克魯曼光是完成重要的經濟學理論還不夠，他還要擁抱群眾，將他的影響力發揮到極致。他開始對正在發生的經濟金融現象做預言，而且，每次都神準地命中目標。
 

感受霸權衰敗　率先高喊注意崩盤危機

九○年代初期，包括泰國在內的東南亞經濟蒸蒸日上，但是克魯曼在九四年開始唱衰東南亞，克魯曼在美國《外交》雜誌上預言，東南亞國家僅靠政府與外資投資，卻無法提升技術，更沒有提升生產效率的政策，正是經濟泡沫形成的溫床。九六年他出版新書《流行國際主義》，大膽預言亞洲金融危機即將爆發，一年後，東南亞國家股匯市崩盤，克魯曼準確地預測到重大的金融風暴。

此後克魯曼就在各個媒體上發表他對經濟金融情勢的預測，他早在二○○○年就於《紐約時報》提出警告，認為能源危機即將重現；兩年前，克魯曼又開始一波大膽的預測，他認為中國政府大量持續買進美國公債，終將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化，最後造成嚴重的衰退；他很早就公開批評葛林史班，認為他的貨幣政策將造成美國金融體系的災難，當時葛林史班聲望如日中天，無人敢攖其鋒，只有克魯曼站出來高喊崩盤危機，現在回頭一看，克魯曼又對了。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精準預言，反而讓克魯曼充滿了挫折與焦慮。作為頂尖的精英，理應有能力維持美國身為世界第一強權的霸主地位，但是克魯曼卻在一次次的精準預言裡，親自參與了這個世界霸權的衰敗，而且，就算他寫再多的文章、擁有更多的粉絲、收取更高的演講費，也無法力挽狂瀾，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美國一步一步走向衰敗。

就像美國新總統歐巴馬即將上任，克魯曼看到歐巴馬的經濟團隊提出一千五百億美元的減稅方案，深深不以為然。

克魯曼認為，歐巴馬應該把減稅計畫丟到垃圾桶，重新以大量的政府投資作為挽救經濟的核心，否則，一個失業率高達八％至一○％的美國，將陷入資金過剩、投資不足、且無法創造就業機會的泥淖。克魯曼不斷地大聲疾呼，美國正在步入日本的後塵，可能在零利率的環境下，永遠無法復甦！

然而，就像克魯曼過往準確的預言，卻無法扭轉災難的發生，他這次的憂心，可能會在兩年後證明他的真知灼見，所以克魯曼只能哀嘆：「自己年輕時所處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國歷史上一段不尋常的篇章。」他已經看到美國的衰敗，卻無力挽回，「毀滅性預言」的實現，毋寧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