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的瞬間，不是殺人兇手，就是天使。」
病人是否到了生命末期，在法律上是沒有定義的，只能由「醫師判定」。
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社會上，我們常常對醫生有較高的道德標準。
因為只有醫生擁有這個特權，可以進入你的身體，甚至進入你的靈魂。
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全台灣最會開刀的神經外科醫生是台大的林教授。那時候我只是個小醫生，每次碰到頭部外傷的病例，外科總會照會神經外科的林教授。他過來看一看狀況，就把家屬找去東問西問，問的都是跟醫學專業或開刀內容無關的事情，但有時他問完話就不見人影，刀也取消不開了。
我很納悶， 為什麼說到最後，病人的刀就不開了？ 後來才知道，因為開頭部外傷的危險性很高，有時不開會死，開了可能會變成植物人！林教授跑去跟病人家屬東問西問，問的都是「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家中狀況怎麼樣」、「收入如何」之類的問題，他這麼做是為了蒐集資料，替病人設想該怎麼做決定，研判到底要不要開刀。因為他深知開刀的後果難料，如果病人家境不好、無法支撐病人後續的照護，他常常就不吭聲，不給對方開刀了
後來醫師做久了， 我也慢慢明白， 身為醫生， 要去認定一個病人是不是走到生命末期、要不要讓他就這樣死去， 是肩頭上沉重的責任。很多時候，我沒有辦法跟住院醫師詳細解釋，也沒有辦法向家屬好好說明，只能自己默默扛起這個責任。因為我不能跑去詢問病患家屬：「你母親被車子撞得很嚴重， 頭部外傷， 不開刀會死， 開了會變成植物人，你們趕快決定，看是要開刀還是不開刀？」這種問題丟出去，叫做子女的情何以堪，怎麼決定？
放棄急救同意書：醫療往往禁不起人言可畏的壓力
黃勝堅醫師是我的好朋友， 現在是聯合醫院的總院長， 他跟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五十幾歲的男性病患，因為頭部外傷送進台大醫院，醫生研判這個病人必須開刀，不然一定會沒命，但開了後果也不好，有很大的機率會成為植物人。
住院醫師一手拿著手術同意書，一手拿著放棄急救同意書，站在病人的太太面前問她：「如果想要開刀的話，就簽手術同意書；如果覺得不想救了，就簽放棄急救同意書。妳要簽哪一張？」
那個太太拿著兩張同意書想了三十分鐘，不知道該簽哪一張。
住院醫師眼看情況不對，就打電話向黃勝堅醫師報告：「病患的妻子想了三十分鐘，沒辦法做決定。」黃醫師問：「怎麼一回事？」住院醫師說：「病人的親戚全來了，三十幾個人，鬧哄哄的吵個不停，他太太被弄到沒辦法做決定。」黃醫師說：「你請他們等一下，我馬上去醫院親自解釋。」
黃醫師趕來一看， 候診室裡坐滿了病人的遠近親戚。於是他走上前表示，現在這個狀況，病人不開刀會死掉，但動刀的話，有很高很高的機率會變成植物人......話還沒講完，底下就有人嗆聲了：「說什麼瘋話啦，那麼年輕，不給他拚下去，怎麼可以？你當醫生的，居然說不要救？」
黃醫師不為所動，繼續說：「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特別是以後要幫忙照顧病人、要幫忙把屎把尿、要幫忙出錢的親朋好友，大家都可以儘管發表意見。那位先生，你剛剛說你有什麼意見？」底下那個人忽然安靜下來，悶了半天才說：「沒有啦，這個事情讓他太太決定就好了。」
後來黃醫師對我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假日特別跑到醫院，花了快一個小時，向那些人反覆解釋病情？我是為了保護病患的太太，讓她在沒有責備與社會壓力的情況下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你想想，病人的太太才四十幾歲，帶著三個孩子，一個高中、一個初中，底下還有一個上小學的，上頭還有公公婆婆......一個中年婦人靠著打零工過日子，她一個月能賺多少錢？她要養公公婆婆和三個小孩子，已經夠苦了，再承擔一個植物人丈夫，她要怎麼活下去？把她賺的錢全部拿來繳醫藥費都不夠用！
她不是不想救她丈夫，但是這刀開下去，她丈夫成了植物人，一家子通通都完了。」
那位太太心裡一定也很清楚， 她無法負擔植物人的照護和醫藥費， 可是她為什麼不敢當場放棄急救？ 因為只要她一表態， 旁邊就會有人說閒話：「厚， 心腸有夠狠， 不救她老公啦！」 會這樣說的還好，甚至有人會說：「一定是在外面討客兄，不然怎麼會不救自己的丈夫。」
動嘴的最毒， 所以病人的妻子雖然明知自己承擔不起， 但不敢放棄急救，因為人言可畏。
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時， 總是拿這個故事問他們：「如果有一天你當上主治醫師，願不願意在假日、不是你值班的時間，來來回回算下去，大概就要花上兩個鐘頭的時間，和家屬一起坐下來解釋病情，溝通對話，只為了保護病人的太太，讓她可以沒有負擔的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
當家屬面對放棄急救與否的難題，判定死亡是醫生的特權，也是責任
我記得以前當住院醫師的時候，有一天我問教授說：「死亡到底是什麼？」
當時那位教授回答說：「我說他死了，他就死了。」
我那時候心想：「哇！老師太臭屁了，怎麼這樣講話？什麼叫作我說他死了他就死了，真是太臭屁了！」後來我翻閱刑法和民法， 才發現法律條文中居然沒有針對死亡做出明文規定。
有一次我遇到台大法學院的副院長，向他抱怨：「台灣的法律，關於死亡的定義不完備，造成我們做醫生很大的困擾。」但副院長卻反問：「決定死亡，不是你們醫生該做的事嗎？怎麼要推給律師呢？」被他這樣一講， 我忽然想通了。沒錯， 死亡診斷書是醫生開立的，又不是律師寫的。再回想三十年前老師說的那句「我說他死了，他就死了」，我才明白過來，決定生死是醫生的特權！但說真的，那不是什麼特權，而是沉重的責任。
作為醫生， 什麼是末期病人？什麼樣的病人還不到末期？ 這些定義是由醫生來判斷的。末期到底是指生命最後一個鐘頭、六個小時或六個月，也是由醫生綜合判斷後做出的決定。
當然， 雖然病人是否到了生命末期， 在法律上是沒有定義的， 只能由「醫師判定」， 不過即使是醫師判定， 也需要醫學上的證據， 能夠講得出原因。但實務上， 醫生判斷病人還能不能急救、要不要治療、要用哪一種治療、是不是處在生命末期，甚至死亡與否，常常都是出於「醫師認為」，很難跟別人解釋為什麼。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社會上，我們常常對醫生有較高的道德標準。因為只有醫生擁有這個特權，可以進入你的身體，甚至進入你的靈魂。
判定死亡是醫生的特權，也是責任。
（本文摘自《生死之間︰柯文哲從醫療現場到政治戰場的修練》，商周出版，柯文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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