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峰並沒有如我們預設的場景之一，在移除呼吸器後離開。我想他捨不得媽媽。
沒有經歷過困難決定的人，不應該殘忍地去批判他人的選擇，這是我在一次次死亡歷程的幽谷伴行中，用病人、家屬，以及我自己一窪窪的淚水所映照出來的謙卑體悟。
有關於生命的抉擇，不是只有「放手」與「不放手」那麼簡單。我從一個不忍看見苦楚而和別人談「放手」的醫師，到現在，我還是一個不忍看見病人苦楚的醫師，但我覺得一起和病家經歷「放手前」的痛與慟，遠比看到「放手」的結局更珍貴。那一段「難以放手」的擺盪掙扎，閃耀著生命中最動人的牽腸掛肚。
我們的心，俱皆糾結
傷痛的母親，叫做「愛」。
呼吸加護病房傳來一則會診。三十歲的國峰，車禍後嚴重腦出血昏迷，經過三次呼吸器脫離訓練都失敗，母親與姊姊要求撤除呼吸器。
若非緊閉的雙眼與嘴裡的氣管內管，這個健碩的男子，真的不像大家腦海中會浮現「末期病人」的模樣。
安寧照護團隊與母親和姊姊開了一場家庭會議。我們的心，隨著家庭狀況的抽絲剝繭，俱皆糾結。
嚴重脊椎退化以及腎臟功能節節下降的母親，面臨著日以繼夜啃食的神經痛，以及隨時可能要面臨洗腎抉擇的恐懼，宿在一鐵皮小屋中，僅靠撿拾回收的零頭小錢，捱以度日。
二十多年前，國峰的母親即與好賭的父親離異，父親逃躲債主到中部後失去聯繫，卻留下一筆債務，給國峰母子償還。
姊姊以保母為職，只要有餘裕的金錢與時間，全拿來照料自己的母親與弟弟。言談中，姊姊雖未提及其夫婿，但仍可感覺已成家的她，是如何感念她所遇上的對象，支持著她對原生家庭的情感牽連。
國峰平常是個做粗工的工人。在上工前，他還在一個私人屠宰場多兼一份工作，但橫事無常，並不會因為一個人行善或是努力就有避禍的特權。
某個要去屠宰場上工的清晨，一輛卡車將國峰撞飛。事後，肇事者態度相當不友善，僅到醫院探視過一次國峰，之後皆由保險公司出面處理，而屠宰場老闆更是從未現身，甚至，國峰的姊姊這時才知道，老闆並未盡到為員工投保的責任。
在這風霜之際，國峰私人保險的理賠，因為父親賭債尚未償還完畢，只要是匯入國峰帳戶的保險金，就會立即轉還賭債，根本無法成為這場困境中的及時雨。
「對不起，弟弟好年輕，我們一開始也好難接受，他就要這樣離開我們了。可是如果他留下來，他的日子一定比走了更苦，我們無法負荷優質的護理之家，接下來，他會有壓瘡、四肢會攣縮、脖子切一個洞，只靠呼吸器過完餘生，而媽媽也禁不起任何的操勞了。」
我的心萬般翻攪。該說對不起的，絕不是她們。此刻承擔這般艱難的決定，卻又擔心被醫療團隊視為冷血的家屬。
白髮的母親，老淚縱橫
家庭會議開了三次，白髮的母親每次都出現，次次老淚縱橫。
最後，經由安寧照護的醫師、神經外科的醫師、呼吸加護病房的醫師，審慎判定國峰的腦部重度受損，即使數個月後，有微乎其微的機會，可以脫離呼吸器，也不可能有好轉的意識狀態。
於是他被接來了安寧病房。在燈光柔和的獨立房間裡，僅有的幾位家人相伴，我為他移除了氣管內管，關掉了呼吸器。
國峰並沒有如我們預設的場景之一，在移除呼吸器後離開，我想他捨不得媽媽。
他後來去了護理之家。堅強的生命力搏動著，長達一年多的時間，他都由護理之家的照護人員，偶爾是姊姊，帶著回我的門診。
雖然最後還是擔下了長期照護的重擔，但姊姊每次回門診，都感謝安寧照護團隊、神經外科團隊以及呼吸加護團隊，陪著他們，在一次次的家庭會議中死透又重生，流盡眼淚，推演過無數次各種可能的結局。現在上蒼為國峰選擇了留下，他們不會對任何一個決定後悔。
每一次，我都會握握他的手，和他說說話。我希望，從住院後開始堆疊的每一個溫暖，可以洗掉他腦裡的記憶，洗掉他腦迴裡在車禍前最後一刻清醒的感覺：驚疑、痛楚、恐懼，以及沒有出口的孤獨。
佛洛伊德在一封信裡，曾寫道：「我們終將找到一個地方安置失落，我們知道失落後強烈哀悼，終將沉息，但是也知道這種痛苦是無可安慰，也無可替代的。不管如何填補這裂口，就算能完滿的填補，它也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當悲傷進入我們的生命，那麼我們便如同接納一道疤般的帶著它前行，而不是一再地想要把它剜離我們的生命，以致一次又一次的鮮血淋漓，也不用去設定應該振作的時間，只需要相信自己終有一天，可以從悲傷中看見重新定位與連結的意義。
我只希望他不要痛苦
兩年後，我又收到一則會診的傳呼簡訊。距離我沒再收到國峰的消息已有半年，半年前，他因為病況非常穩定，所以轉給護理之家自行配合的居家照護團隊接手，但會診上他的姓名，依舊毫不陌生。
一向被安排住在健保給付病房的國峰，靜靜地躺著，但明顯的消瘦，讓我還是感到驚訝。
媽媽稍微佝僂的身軀，穿梭在其他床的病友家屬間，一回頭看到我，聲若洪鐘地向我打招呼，簡要地向其他的家屬，敘述我們在呼吸加護病房相識的過程，笑容滿溢。
語畢，我們一同趨近國峰的床邊，我握握國峰的手，抬頭看向媽媽：「異常的消瘦，可能代表著身體的重大問題，而他也因此現在受到了敗血症的干擾，要能挺過去的機會不高，除非全面緊迫式地進行檢查和治療，包括異常消瘦的原因。但是，我們的國峰能從這樣的過程得到什麼呢？媽媽您希望我們怎麼樣在初次見面的兩年後陪伴國峰呢？」
國峰的媽媽愛憐地看著兒子，祝福大於哀傷地對我說：「移除呼吸器的那一天開始，我就只希望他不要痛苦。不管他是在當天就離開我，還是兩年後的今天才要離開我，我都會記得，我們和他一起奮鬥的，以及奮鬥之後決定接受與共度的一切。謝醫師，我們想要去安寧病房，我們知道國峰也會想要去那裡。」
兩週後，國峰在滿滿的祝福下，走完了他的人生。
這一回的照護，沒有人落下眼淚，只有感恩，國峰曾經帶領我們走過的一切：決定放手的心如刀割與掙扎猶豫，放手之後重獲新生的訝異喜悅，以及慢性照護過程中甜蜜的負荷，到真正的終點來臨時，滿溢著毫無愧疚與遺憾的坦適。
讓我們把「放手」這件事，談得更柔軟一些吧，別把它當作會談的目的，就算這是個善意，驅策著尚未準備好的家庭簽下那張同意書，傷痛不會因為表象上的善終而釋懷。
這條困難的路，即便清楚的知道終點該往哪兒走，仍舊需要親自彎下腰，斬除那荊棘，甚至偶爾被扎中，鮮血淋漓，但彼此會從克服困難的過程中獲致勇氣。
「放手才是慈悲」這句話，即使再真切不過，對即將喪親者來說，仍舊是一種殘酷的理性。讓我們再縱容悲傷一點點，當陪伴的過程觸發了愛的能量，跨越了悲哀、憤怒、愧疚、焦慮、孤獨、疲倦、無助、驚嚇、渴念與麻木，我們將會發現，「放手」便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結局。
放手不是一個斷點，它是接納哀傷的安息之地，也是繼起生命的孕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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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因死而生：一位安寧緩和照護醫師的善終思索》，寶瓶出版，謝宛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