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成功的基礎，有賴適時退場的專利設計；同樣的，台灣法規也應有自然落日、限期修法的機制，才有利創造一個適合新創發展的環境。
兩年前閱讀《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書中提到廣納型政治結構與廣納型經濟體制的演進與優勢，以及世界各區域歷史如何因為政經制度的差別，而造就國家的興衰。
在經濟價值創造途徑中，專利制度與資本市場的發明演進，可說是廣納式經濟體制的巨大基礎。一般人總認為，專利是在保護發明人的權益、創造技術發明的誘因。但事實上，專利制度也藉由壟斷制度來創造投資誘因、保障了投資人的資產價值。專利制度藉由有效期間吸引投資人進場，失效機制則提供了技術普及與後進發明的機會。
這種壟斷與失效的交替，非常類似自然界中的演化邏輯。生命若沒有生老病死與複製變異，就無法產生新的物種、適應新的環境。因此，智慧財產權的生效期間與失效設計，巧妙地創造技術物種的生態系與演化機制。
讓我們把專利類比於法規。如果一個國家的專利系統難以申請，但是申請之後又沒有固定的失效時間與退場機制，那麼這套專利制度一定難以鼓勵技術發明者與投資人進場。
同樣道理，如果我們的法規也是難以制定、修改，一旦制定之後又難以退場、沒有落日時間與條件，也許初期法規的確保障多數人，但也限制了新創的機會。
以最近剛通過的《公司法》修正案來說，雖然數十年來已經有多次修正，但始終追不上產業環境的變動。即使是三年前通過的閉鎖性公司專章，已經具有實務價值，但難保有一天不會從墊腳石成為絆腳石。
尤其我們是一個剛性成文法系的國家，立法或修法過程中，行政、立法兩部門往往互相牽制、進度緩慢，再加上各式利益團體的參與及杯葛，總有許多法案躺在立法院多年，不僅消耗巨大的社會成本，更重要的是阻礙產業更迭或社會文明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