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有一百多萬名臉書用戶在網路上追蹤該國反貪機構─印尼肅貪委員會的動態，並且彼此互相討論印尼貪汙情事的相關訊息。
在印尼，有一百多萬名臉書用戶在網路上追蹤該國反貪機構─印尼肅貪委員會的動態，並且彼此互相討論印尼貪汙情事的相關訊息。我們也可以在YouTube 和Twitter 網站看到年輕生動的祕魯卡通人物「Lupita」，正是祕魯透明組織「Proetica」一個充滿號召力的指標象徵。印度的「我行賄了」(I paid a bribe)網站在二○一一年底前，已經吸引到超過七十五萬名網友的評論回應，其中許多人都詳細說明自己曾被迫進行賄賂、或是拒絕行賄的過程。
各種反抗在地及國際性貪腐的民間活動，如今已掌握了運用社交媒體與網際網路的方式，開創出新的面向。這會帶來什麼樣的不同呢？ 現在是全民共同反貪的真正契機嗎？ 政府當局將盡可能地繼續抗拒民眾壓力，撐過前仆後繼的抗爭(如中國)，抑或是終將回應民意呢？
中國網路社群的聲音
中國的地方抗爭活動許多都是針對貪腐而起，估計每年有多達八萬件對特定目標所進行的示威抗議，但這些抗爭雖很普遍，卻也零星分散。而中國政府主要只對高知名度案件進行回應，並經常帶有政治立場，顯然是想由此對更廣大層面和較低階層的貪汙行為，起到威嚇作用。地方共產黨幹部所上報的大量懲戒案件，只有極少數最後會進行起訴，更遑論是判刑入獄。
中國「部落格圈」(blogosphere)認為這並不足以高度打擊貪腐，自然更不會影響中共核心幹部間盛行氾濫的貪汙現象。二○一一年三月中國最高層級議會協商(即「兩會」)進行期間，一位部落客曾經這麼評論：
為什麼所有的人民代表與共產黨員，竟敢在兩會如此莊嚴的場合上，發表這麼愚蠢的言論呢？ 答案很簡單。這些人的背後有腐敗特權階級做為靠山，而他們與勞動階級是站在對立面的。
這群人可以滿嘴胡說八道，卻不用承擔任何後果。
實際上，中國部落格雖多半偏向社交用途，但其規模極端龐大，也有不少政治性文章。與Twitter 類似的微型部落格、也是該國最大入口網站的「新浪微博」，擁有一億名用戶，且每天都有好幾百萬篇文章發表。新浪前一百大用戶可以吸引到一億八千萬則的回應。但根據擁護者指出，中國谷歌(Google)卻不斷受到防火牆的威脅，最終導致谷歌撤出中國。
二○一一年初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期間，中國部落客也加入全世界的支持浪潮，上海與北京都曾冒出類似反政府示威活動的呼聲。但隨著事情結果走向落空，部落客們也表態放棄，等待當局新一輪管制措施的降臨，許多人更懷疑有些支持者已遭到逮捕。假使中國街頭與網路論壇都仍舊受到嚴密箝制，那麼要在該國內部確實推進打擊貪汙的各種必須條件，也勢必會受到很大限制。中國的正式反貪法令架構雖已日益穩固，但未來幾年之內，基本上該國很可能仍會繼續個案式地高調執行死刑與徒刑。
印度揭發真相的努力
印度則相對有較大機會，可對貪腐問題的處理予以有目標的支持，而且許多印度社群也已在大規模進行當中。如最著名的社群組織「班加羅爾公共事務中心」(Public Affairs Centre in Bangalore)，便推出一種按照不同服務類別詳細記載的「進度報告卡」，從而成功廣泛降低當地公共服務的貪腐情形。諸如「我行賄了」和「印度貪腐真相」(Truth About India Corruption)等新近成立的網站，更以驚人規模揭發貪汙賄賂。
「我行賄了」網站提供數千名部落客在此敘述自身經驗，並加總他們所支付的匯款。此外，許多印度地方抗爭團體也都曾遊說成功，禁止特定區域天然資源遭到破壞，並揭發眾多公家機關的貪汙情形，如一九七一年以來社運家海札瑞(Anna Hazare)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省(Maharashtra)鄉村地區所領導的團體即為一例。雖然公民社會團體二十年來極力爭取，禁止具刑事犯罪前科的候選人出任國會議員，最後卻發現，即便印度國會有三分之一議員都曾被指控涉嫌貪汙、做票或施暴，這樣的法律還是不可能通過。
不過，二○一一年海札瑞的絕食抗議，卻使公民社會反貪之戰得到了相當大的幫助。目前海札瑞在正在全印度努力確保「公民監督機構」(Lokpal)，或某個有力的反貪腐申訴單位可順利進行人事任命。海札瑞團隊要求，Lokpal 委員必須起草嚴格的新反貪腐法規，且其人事選派小組必須包含諾貝爾獎得主、法官，以及可受人尊重的印度選委會成員。
當時在臉書活動的召喚下，數以千計的支持者環繞著海札瑞，群聚在德里(Delhi)市中心，吸引到大量全國媒體關注，且印度過去幾年來爆發的多起大規模企業貪腐醜聞，也為此帶來刺激作用。
不知如何應變絕食抗議的印度政府，旋即將海札瑞逮捕入獄，國會議員拉胡爾‧甘地(RahulGandhi)亦出面譴責海札瑞，事後印度政府才因此一誤判而感到懊悔。話雖如此，印度菁英階級仍相當支持政府，他們抵制讓公民社會去決定Lokpal 委員會組成及其法案，認為那應該由國會進行決策。儘管上述措施後來已獲國會通過，但這段戲劇性事件卻使得印度反貪腐運動的內部出現了重大分歧。
俄國逐漸茁壯的反貪共識
而在俄國，反貪示威活動領袖的非凡勇氣，則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議題的深度。俄國前總統梅德維傑夫認同該國存在貪腐問題，他曾於二○○八年具體推行新的「反貪措施」(Measures Against Corruption)， 二○一○ 年時又再推出「 全國反貪策略」(National Anti-Corruption Strategy)，並進而促成相關立法。但結果證明這並不足以扭轉趨勢。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特許貪汙是一種確保政治忠誠的手段，也可讓「強力集團」中飽私囊；但從公眾的角度來看，這卻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國際透明組織俄國分會透過建立線上媒體網站(http://Vibor33.ru)的方式，已成功為公民社會行動拓展支持基礎。這個網站持續評論俄國弗拉基米爾地區(Vladimir Region)的貪腐相關議題，也會記錄相關案件與申訴。而部落客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更在部落格圈締造轟動成功。納瓦爾尼提倡反對執政的「團結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 party)及廣泛腐敗的官僚階級，並帶來有力影響。尤其是他的網站LiveJournal 及Rospil，更徵集到大批志願者去追蹤具體案件。
納瓦爾尼還為了設法取得企業貪腐的相關訊息，而對各式各樣的俄國交易所掛牌企業進行小額投資。這些行動為他累積了大量群眾共識，進而讓他成為核心人物，帶領民眾對二○一二年二月公布的選舉結果進行示威抗議。但政府內部、尤其是在州政府層級的既得利益者勢力，顯示出若要使俄國公民社會強大到足以達成真正的改革，仍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非洲缺乏組織的反抗勢力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情形雖不盡相同，卻有著相似的結果。過去三十年間從多黨選舉中勝出的當地各國政府，無意拿出辦法來鎮壓公民社會所領導的大舉反貪行動。因此，在約翰‧吉森戈披露二○○三年安格魯租賃案之後，肯亞的反貪團體又起而揭發了許多持續進行的大規模詐財貪瀆。只是該國國會仍舊持續批准預算案，以便將本票付給此類交易中的不實受益者。
尚比亞前總統齊魯巴雖已因一九九一年至二○○二年在位期間貪汙取得五千萬美元，而在倫敦被判有罪確定，但尚比亞法院卻仍不顧當地公民社會團體的廣泛公開抗議，逕行將他無罪開釋。齊魯巴已於二○一一年去世。喀麥隆的比亞(Paul Biya)政府名義上發起的反貪運動，則持續招來公眾批判，也促使知名記者投入處理這個問題，譬如二○一○年在美國過世的恩哲威(PaulNjawe)，就曾經遭到肉體及精神施暴，並被捕入獄。
喀麥隆還有個長期存在的有力異議之聲，那就是住在杜阿拉市(Douala)的圖米(ArchbishopTumi)。現已退休的圖米，之前四十年來不斷直言抨擊喀麥隆政府與社會的貪腐現象，幸因他在教會地位崇高才得以倖免無事。而奈及利亞民間雖數十年來對貪腐持續發出不滿聲浪，更大量見諸媒體，但卻從不曾成功形塑出具備廣泛基礎的反貪陣線，唯有部分特定行動如「廉潔計畫」(Integrity)等，曾在企業方面發揮影響。
而南非一九九八年軍火交易貪汙案的調查工作，雖激發民眾強烈不滿與媒體爭相爆料，但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內部上上下下仍口徑一致，維護前總統姆貝基(Moeletsi Mbeki)及其繼任者祖瑪(Jacob Zuma)等可能涉案的最高層人士。且即便國會少數黨及公民社會團體均不斷針對這項議題進行公共遊說，但目前為止南非不僅不曾有力反貪，且辦理大規模貪腐的調查機關，權力反而還有被削弱的現象，如二○○九年「天蠍」(Scorpions)調查隊遭到裁撤即為明證，天蠍原本是南非政府中率領調查軍火交易相關案件的一個單位。
坦尚尼亞也曾對貪腐問題有過類似的公開辯論，但在控制動作方面卻沒有什麼實質進展。過去十年或更久以來，以史瓦希里語(Swahili)發行的平面媒體持續深入報導貪汙議題，挖掘任何一條他們能夠取得的民選或非民選政治人物的訊息。
當坦國國會公布里契蒙(Richmond)電廠醜聞案報告，將矛頭指向總理洛瓦薩(EdwardLowassa)，並成為公共爭辯內容後，該國總統基奎特雖不得不要求洛瓦薩及另外兩名內閣成員在二○○七年自行請辭，但後來始終沒有任何高度涉案人士遭到起訴，且洛瓦薩本人還在基奎特的鼎力支持下，於二○一○年再度成功當選國會議員。
在二○○五年至二○一○年這一屆國會任期中，一名國會議員卡布威(Zitto Kabwe)不僅消息靈通且極具能力，還擁有一個非常有力的反貪平台，但他卻曾因揭發礦業部門可能有貪汙情形，而遭到其他議員裁定停職三個星期。
儘管如此，二○一一年五月一項調查仍顯示，坦尚尼亞有七四％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相信普通人也可以為打擊貪汙做出改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對民眾反貪行動雖存在明確支持，但卻經常缺乏領導及組織，更遑論出現大規模抗爭活動。
歐洲媒體與政府的掛鉤歐盟國家已有過去公共抗爭所連帶催生出的反貪法規，政治領袖不需背負推進反貪措施的強大公眾壓力，且大體上也沒有人因為這個問題而失去政權。儘管諸如歐盟本身或歐洲理事會等歐洲當局，都持續從事著正常的打貪工作，但一般民眾往往只關心那些訴諸法庭的高知名度大案，包括二○一一年法國前總統席哈克所受到的指控，以及前總統薩柯吉(Nicolas Sarkozy)的「清水案」(Clearwater)。
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更曾經屢次因為其媒體王國事業的違法行徑，而分別以不同罪狀被告上法院。而德國的公民社會團體則一直很堅定活躍：國際透明組織德國分會在德國十二個城市設有據點，是一股極有活力的反貪活動力量，而事實亦證明，該國分會在地方政府採購及醫藥部門行賄相關問題上，都曾高度有力地倡導反貪。
不過，這類活動也反映出貪汙的規模有多龐大：單是在巴伐利亞一地，就有五十名檢察官負責偵辦貪汙案件。全球貪腐趨勢指數調查顯示，歐盟境內二十七個國家有超過七成民眾認為，貪汙問題在二○○七年至二○一○年這段期間有惡化的趨勢。
當然，民眾的悲觀態度有部分是因為，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完全無益於媒體揭發政府貪瀆，如義大利及法國便是如此。而在英國，<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 )更被其他媒體踢爆竊聽眾多名人或政治人物的個人行動電話，這項活動從二○○五年起已暗中進行六年之久，但當局與倫敦警方還試圖淡化這件事情。直到有力證據曝光，顯示被駭人士多達四千多人之後，<世界新聞報>的母公司新聞集團(News International)才承認負有責任，集團董事長梅鐸也才同意出席國會委員會聽證。而原本已在二○一○年五月獲得英國首相卡麥隆任命為新聞主任的<世界新聞報>前總編輯庫爾森(Andy Coulson)，更讓英國民眾憤怒不已，一年後他在情勢逼迫下自行請辭。
美國的反貪團體，反而可能促成貪腐美國則多是透過法庭及過往判例所立下的逐案審酌(case-by-case)基礎，來推進打貪工作。只是，公眾對案件起訴的支持態度經常改變，尤其美國州檢察長又是經由民選產生，所以公眾態度可能非常政治化。
二○○○年以來十年間，史畢哲(Elliott Spitzer)與費茲傑羅(Patrick itzgerald)這兩名州檢察長分頭在紐約州及伊利諾州打擊貪汙，後者更在二○○五年至二○一○年間，先後起訴兩位伊利諾州州長並送入監獄。另一方面，連任五屆的前阿拉斯加州參議員史蒂文斯(Ted Stevens)，也在阿拉斯加州檢察長立案起訴的騷動中失去議員之位，該案目前仍在上訴審理當中。
但相對於前述案件，施壓團體「公民聯盟」亦曾在二○一○年成功上訴美國最高法院，促成放寬企業政治獻金，讓企業捐款者有更多手段可以從立法議員身上要求經濟回報。
雖然美國以立法聚焦加上有效起訴，維持著反貪動力的運作，但貪腐仍不斷對企業及政治體系構成威脅。此外，美國的公民社會團體雖然相當活躍，但這些團體除了會打擊貪腐外，也可能間接促成貪腐─如「公民聯盟」成功上訴最高法院即為一例。
最強烈的人民之怒
相較之下，二○一一年初「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不凡之舉，則或許可稱得上是有史以來人民對貪腐最強烈的反彈舉動之一。單以埃及和突尼西亞來說，我們即可明顯看出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班阿里(Ben Ali)政府領袖攫取鉅額財富，以及過去近五十年來在政治上排斥異己的作為，如何激起大規模不滿，終致讓這股民怨推翻了兩國政府。雖然人權與民主進展也是呼籲推翻政府的訴求議題之一，但一般認為兩國領導階層所掠奪的龐大財富，才是人們號召推翻政府最有感覺的基礎。
穆巴拉克已於二○一一年八月被以貪腐罪名起訴。二○一一年六月班阿里王宮的一座壁櫥中，被發現藏有兩千三百萬美元現金，正可說明貪瀆舞弊是實際存在的。此外，突尼西亞與埃及人民都明白，這些相關政治領袖所組成的網絡牢不可破，若不將這個網絡驅逐下台，貪腐問題還是不會減輕。但這個任務並不簡單：我們可明顯看出，直到二○一二年中，過去長期支持穆巴拉克的埃及菁英團體「最高軍事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都仍然握有極大的政治與經濟權力。
我們必須從一個整體傳播革命的脈絡，來思考社交媒體在二○一一年北非革命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二○○五年至二○一○年間，衛星電視與行動電話的使用出現了驚人成長。在埃及、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等地，擁有電視的家庭戶數，在這幾年內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中裝有衛星電視的家庭至少占了三分之一。埃及的行動電話使用人口比例在上述期間內從原來的一八％，提高到六七％；突尼西亞則是從六七％增加到九五％。
這些衛星電視頻道以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為主，不過許多觀眾也會透過手機來觀看其他頻道。二○一一年上半年，半島電視台在推特上共有十八萬兩千名跟隨者，在YouTube 上則有八萬人，在臉書上更有一百萬人按讚及四萬名活躍用戶。半島電視台可以利用行動電話的普及，領先一步將民眾手機所拍攝到的影像素材與自家記者的素材整合在一起。於是結合這兩者的半島便成為上述運動的活躍參與者，還大幅強化了他們的動力。
社群媒體成為發聲助力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出現了一個民眾與媒體加強互動的前景，也就是英國︽衛報︾(TheGuardian)總編輯拉斯布里哲(Alan Rusbridger)所謂的「新聞共同化」(mutualisation of thenews)，而這是一種不會輕易倒退的趨勢。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Tunis)的反對團體以維基解密網站為基礎，成功創建了Tunileaks 網站，內容包括班阿里家族的私人財富，以及突尼西亞與美國的關係，並顯示出兩國關係並不像過去以為的那麼愉快。
無論如何，北非的社交媒介發展，基礎在於長年以來廣大人民越來越支持政治改革，二○○五年至二○一○年間更有升溫趨勢。突尼西亞與埃及人民對於本國政權的深惡痛絕，並不僅限於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在這段期間，都市年長勞工的失業率增加了五○％以上，同時這個族群的所占人口比例實際上也有成長。新型態的社交媒介工具，順利地善用了這股橫跨不同世代的不滿心態，並得到支持。如果這種不滿心態只限於少數族群，那麼效果便不會如此成功。但這種科技也有負面代價，因為抗議分子的身分可能因此曝光，如二○一○年蘇丹相關報導便指出，該國情報當局曾自行設立一個臉書頁面，連向各個反抗分子。
民眾的不滿憤怒及其尋求宣洩表達的能力，可以在全球反貪議題上發揮關鍵作用。在這方面，新科技的發展固然帶來了一股新的力量，但科技本身卻不是決定性因素。在那些貪腐氾濫的國家，多數時候政府當局比民眾更有主導權，二○一一年的北非事件只是一個例外。所以，國際間的行動將扮演關鍵角色。（本文選自第十一章，陳若雲整理）
作者︰勞倫斯‧庫克庫勒夫特（Laurence Cockcroft）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共同創辦人，也是該組織英國分會的前任主席。發展經濟學家，自一九六二年在奈及利亞擔任國際志工之後，便專注於非洲發展的研究；一九六六年，獲得海外發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ute）的獎學金，前往尚比亞的農村發展部工作；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間，在坦尚尼亞的鄉村發展銀行任職，拓展與當地小農互動的機會，對開發中國家有第一手的重要觀察與經歷。
出版：商周出版（2013年3月）
目錄：
推薦序 全球反貪仍有待努力 南方朔
前 言 一個不透明的世界
1 最充裕的資源，最窮困的社會
2 醞釀貪汙的推手
3 讓全世界沉淪的組織犯罪
4 被剝削的受害者
5 亙古的問題，難尋的解答
6 國際間的反貪革命
7 黑錢誘因
8 賭上性命的險路
9 肅貪，舉步維艱
10 烏煙瘴氣的碳交易
11 憤怒、發聲與抗爭
12 期許一個透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