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工作夥伴江若寧（一九九○年～，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張中宜（一九八五年～，政治大學財管所）、黃奕穎（一九八七年～，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所）、邱政緯（一九八八年～，台灣大學化工所）共同撰述。我們試著分析由美國聯準會引領的全球央行，在此次疫情後的角色轉變，以及產生的寬鬆環境對未來全球資產與經濟產生的啟示。
一、全球央行角色由「抗通膨」轉為「抗蕭條」。
今年八月二十七日，聯準會主席鮑爾宣布，將調整對未來通貨膨脹的目標，此為聯準會首次放寬對通膨的標準。回顧過往聯準會的歷史，自一九七一年金本位制瓦解後，疲弱的美元引發通膨失控，整個七○年代美國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由初期的五．六％大幅升高到十二．五％，聯邦基金利率則由五％提高到二○％，此後只要通膨增溫引發經濟過熱疑慮時，聯準會都會以升息的手段因應，「打擊通膨」便成為聯準會的主要目標。
通膨的長期增溫，使美國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二年間就經歷三次蕭條，其中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蕭條主因，是石油價格暴漲與抗通膨的「價格管制」措施。一九七九年八月，保羅．沃克（Paul Volcker）宣示就任聯準會主席，將聯邦基金利率自六．五％大幅提升至一九八一年最高達二○％，引發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間兩次的經濟蕭條，但也因此終結了美國通膨失控的年代。一九八二年到二○○七年，美國CPI年增率平均僅三．一％，遠低於七○年代動輒雙位數的增幅。
此頻繁的經濟蕭條，主要原因在於聯準會必須使用「貨幣緊縮」手段，以對抗通貨膨脹。此措施會大幅增高財務成本，產生去槓桿效應，使需求緊縮，引發經濟衰退。對比一九八二年通膨趨緩後，直到二○一九年，美國僅發生三次經濟蕭條，平均十年才發生一次，但除了九○年代的蕭條規模較小外，二○○○年與二○○八年都起因於大型泡沫的破滅，全球央行也因此必須以更大幅度的寬鬆政策應對，並於二○○八年後首度開啟「量化寬鬆」的刺激模式。
二○○八年金融海嘯後，聯準會在六年內執行三次QE，資產負債表擴表四兆美元，然而二○○八年到二○一九年，美國CPI年增率卻下降到一．七％，縱使在極度寬鬆的環境下，通膨仍然沒起色，引發聯準會對於美國經濟可能走向日本失落二十年模式產生疑慮，因而「抗蕭條」與「拉升通膨」變成全球央行的首要任務。
二、史無前例寬鬆引發投機潮，未來景氣循環期可能縮短。
全球央行在新冠肺炎疫情後開始大幅寬鬆，意圖避免讓全球經濟重演一九二九年大蕭條。聯準會開啟無限QE，三個月內擴表三兆美元，占美國GDP近十五％。然而，短期間龐大的寬鬆資金流出，引發資本市場的普遍投機熱，今年美國借殼上市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數量創下新高，達一四三件，較二○一九年暴增一四二％；上次的IPO（首次公開發行）高點出現在二○○七年的六十六件。以此上市的能源車公司Nikola在未生產一輛汽車下，市值一度超越福特汽車，直至被踢爆作假，股價才崩跌。
不僅美國，中國的可轉債市場在今年疫情後迎來暴漲，平均溢價二三％，溢價最高的亞藥轉債達一七六％；由於未有漲跌幅限制，其中一家「智能轉債」出現單日暴漲超過一倍，而後向下修正六○％。十月二十三日可轉債成交量突破一千九百億元人民幣，接近上證指數的單日成交量。無獨有偶，在台灣市場亦出現TDR（台灣存託憑證）之亂，平均溢價達一七○％，美德醫療－DR今年上漲近三十倍、溢價五二％（截至十一月六日），溢價最高的杜康－DR甚至達十五倍，價格顯然已無法由基本面解釋，並與價值大幅脫鉤。
全球三大經濟體（美、日、歐）近半年釋放出約七兆美元，將全球經濟由蕭條泥淖拉出，卻也引發資金投機潮。未來若通膨升溫，迫使刺激提前結束，將可能加速此波景氣循環的速度，使過去動輒十年的經濟擴張期大幅縮短。在此市場與實體經濟大幅變動的環境下，同時存在風險與機會，投資人宜避免參與明顯過度投機、脫離基本價值的股市區塊，並分散持股以同時掌握機會與降低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