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利率讓勞工和儲蓄者愈來愈窮，幾乎無人倖免。在我看來，解方是升息、降低政府支出及政府債務水準；然而，沒有一個民選政府敢這麼做。
一九八七年，初入股市的我剛把僅有的家當押在期貨上；結果，我碰上了黑色星期一。這一天對全球經濟影響深遠，全球央行的基本政策自此轉調，央行成了金融派對的主辦人。
美國聯準會前主席伏克爾（Paul Volcker）是那種會在派對中收走雞尾酒缸的冷酷人物。當時美國通膨高達兩位數，吞噬掉勞工所得、企業獲利與金融市場報酬率，他遏止這種情勢，但緊縮政策也讓美股出現史上最大單日跌幅。
於是，後續接任的聯準會主席莫不記取這個教訓。葛林斯班任內多次降息放錢，讓投資人相信聯準會不致讓他們賠錢，有如鎖定市場風險的賣權，因而華爾街稱其為「葛林斯班賣權」（Greenspan Put）。
美國利率從一九五○年代至伏克爾時期維持上升趨勢，葛林斯班之後開始反轉向下。八七年起，美國持續貨幣寬鬆，造成利率下跌，伴隨GDP成長率下滑與債務占GDP比重上升。美國、歐盟、日本持續以低利率及更豐沛的貨幣供給，彌補經濟成長動能的不足；這也意味降息政策實際上毫無作用。
全球央行已將利率降至近乎零，便宜充沛的資金推高股價；此外，企業大量發行低成本債券、新設公司也以低成本籌資（對發行機構是低成本，對投資人則是高價格），企業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價格卻愈來愈低；這對一般消費者是好事，但對勞工則不然。對儲蓄者也不利，銀行裡的存款幾乎沒有利息，迫使民眾進入股市，以更高的價格，買進高風險評價的股票。
全球勞動力和資本雙雙超額供給，勞工和儲蓄者愈來愈窮，幾乎無人倖免。多數經濟學家建議更多的財政支出，如政府支出，但大部分國家政府負債占GDP比重已創歷史新高，我們早已把兒孫輩的錢花光了，日後留給他們的，將是一輩子都翻不了身的債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