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就業的生存之道

這首《流浪到台北》，是流傳於部落的林班地創作曲，創作者已不可考。歌詞描述原住民族人離鄉背井到都市工作的心境，從林班地傳唱到部落，再從部落唱到都市，再從臺北唱回部落。

1960年代經濟起飛　流浪到都市的原住民勞工

過去，原住民族人時常笑稱，「我們總是做那些最高、最深、最遠的工作！」最高山峰的高山揹工、最深地底的礦工、最遠的遠洋漁工，總是有許多原住民勞動者的身影。

原住民往都市遷移的初始，與臺灣整體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臺灣正從農業型態轉型成人力集中於工廠的工業模式，許多原住民從原鄉遷移至都會區謀求就業機會與生活的改善，形成原住民族的集體職業轉向。

二戰後的1960年代，臺灣經濟重整，二級產業迅速取代一級產業，成為發展重點。另外，在政府的各項開發計畫下，不論是都市建設、重大交通建設，亦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形成都會區對原鄉地區的人口拉力。資本主義的浪潮快速席捲，當所有的民生需求，都必須以貨幣計算以及交易獲取，原鄉地區過去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受到嚴重挑戰。飲食與日用品、醫療、交通、就學，乃至基礎的水電利用，無一不需要貨幣，農業社會所能提供的收入有限，更是原鄉人口逐漸向都市流動的推力。

然而，離鄉背井的生活並不容易，雖然能夠有相較於原鄉更高的收入，但也面臨更高的生活開銷；同時，都市的原住民也因缺乏原鄉地區的社群支持系統，而有水土不服的現象。不光是經濟層面的困境，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及歧視，加諸在原住民勞動者身上，產生許多限制。原住民就業途徑的不順遂與狹隘，主要來自兩方面：在勞動力的供給面──原住民勞動者本身條件如學識、技能及社會適應能力等，在現代工商社會的勞力市場中，處於相對不利的位置；從勞動力的需求面──企業雇主對原住民勞動者的態度，如歧視性的待遇、惡劣的勞動條件等，造成原住民求職上的逆境。

雖然從歷年的統計數據中，原住民勞工的失業率有顯著的降低；但事實上，因為臨時性的工作，及政府提供專案性質的工作居多，原住民勞動者往往陷於經常性的失業和就業轉換的不穩定環境中。

原住民勞工在都市求生不易，失業問題須被正視，提供回鄉的工作機會應是解決方法之一。惟因原住民地區資源受限，如林務局巡山員、國家森林公園警察等工作機會稀少，且又有資格的限制；再加上原鄉地區多數地處偏遠，商機欠缺，部落就業亦待突破。另一方面，原住民拓展經營各項經濟事業及產業最大的瓶頸，乃在於缺乏資金，目前政府雖設有「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供其貸款，然原住民輒因提供的擔保品，如土地、房屋等價值偏低，行庫核貸金額往往與原住民申貸需求額度相去甚遠，嚴重影響原住民的投資創業意願與契機。

同是天涯淪落人　1980年代外籍移工引進政策

男性從事板模工、女性從事工廠作業員，幾乎是1980年代離開原鄉工作的原住民勞動者的共同形象。只是在勞動力全球化的流動下，臺灣政府逐步開放外籍移工引進的政策，首當其衝的便是高勞動密集、低技術密集的工作類型。資本家針對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考量，對於聘用廉價、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外籍移工意願，高於本國勞工，連帶也影響相關工作的勞動環境及薪資條件改善幅度停滯，形成原住民社會直觀的工作機會被剝奪感，進而有了幾次到當時的勞委會（現勞動部）的陳情行動，抗議相關政策對於原住民勞工的衝擊。

1998年，台灣原住民族勞工聯盟、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原住民傳播聯盟、玉山神學院牧羊會、台北原住民大專學生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原聲帶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搭蘆灣社等原住民相關社團，共同發起「要工作，不要外勞」的訴求，這是連續3年抗議外籍移工政策的原住民團體串聯行動。

對於外籍移工衝擊原住民勞工工作權益的憂慮，並未因時間的流轉而結束，而是持續綿延至今。2015年，卑南族立法委員陳瑩指出，目前超過2萬1千名失聯移工，藏身在製造業及營造業工作，這已經高於原住民從事該兩個產業人數的三分之一，如果沒有一個引進外籍移工人數的警戒線，原住民工作機會將受到強烈的擠壓，他要求行政部門未來在做警戒線調查，必須包含原住民因素、人口數與工作類別差距，才能保護本土勞工工作權益。

但根據2018年1月由勞動部委託學術單位進行之「引進外籍勞工對原住民在臺就業與勞動權益影響研究計畫」研究調查報告指出：「外國人在臺非法工作的現象……主因在於越是低技術的國內小型或微型企業對於人力存有強烈需求，但又無法以一般市場工資雇用本國人，或國人不願意從事此類型的工作，因此產生外國人非法工作的現象。」

評估臺灣原住民勞動力市場遭壓縮的狀況，調查報告顯示：「針對都市原住民受訪者，多受限於教育程度低，轉業不易，一旦感受到行業不景氣，或者處於就業不穩定，極可能將就業困境歸因於外國人來臺就業產生排擠效應。但原住民較集中的產業所受到的外國人工作之影響亦相當複雜。從事營造業之原民受訪者主要會受到外國人非法投入國內就業市場之競爭的影響。製造業部分，均認為兩者相關性低，但卻可能形成互補效應，影響不大……至於原鄉農業嚴重缺工的情形，顯示勞動市場有大量需求，如果本國人不願意從農，勢必由非法的途徑或管道填補，這是政府必須面對的嚴肅問題。」 

由上述研究報告可以發現，引進外籍移工對於原住民勞工就業或有影響，但不是造成原住民族就業困境的主因。另一方面，近年從許多報導和專題，可以窺見外籍移工在臺灣的勞動環境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不論是仲介的抽傭剝削時有所聞、女性的家事移工的性侵案件頻傳，到營建業移工嚴苛的生活條件，例如窄如監獄般的移工宿舍等等，顯示出外籍移工勞動市場的不平等及不友善。2017年，警方追捕失聯移工阮國非，在12秒內連開9槍擊斃的新聞震驚社會；失聯移工豈是重大危險通緝犯？臺灣社會在看待外籍移工的眼光，是否如同30年前看待原住民勞工一般，帶著歧視的有色眼鏡，而造成眾多的壓迫以及悲劇？

在我們急欲梳理原因，以及改善翻轉流浪到都市的原住民勞工困境之時，是否也能同理從母國遷移到臺灣、面對十分壓榨的工作環境和條件的外籍移工，給予同樣的支持而非弱弱對立，這是面對原住民勞動者議題時，同時也必須思考的問題。

當代原住民勞工現況　有沒有新的可能？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年第一季的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行業，以製造業（14.58%）及營建工程業（13.51%）的比率最高，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業（10.39%），其他行業的勞動從事比率皆不足一成。綜觀來看，原住民與全體民眾失業率之差距逐年趨近，原住民就業人數與過去相較，在「量」的提升有長足進步；然而在就業「質」的方面，原住民就業者從事勞力密集度高之工作比率較全體民眾高，從事製造業、營建工程業為主，雖技術性工作不全然與低薪畫上等號，但卻相對容易受經濟環境與政策的影響，如：產業外移、外籍勞工引進、基本工資調漲、一例一休等，對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影響之政策，勞力密集度高者首當其衝。

2001年，臺灣頒布《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希望透過公家機關晉用比例保障、原住民合作社輔導、公共工程及政府採購保障，以及其他促進就業的培力手段，提升原住民勞工的勞動參與及經濟地位，但仍限於約僱人員、駐衛警察、技工、駕駛、工友、清潔工、收費管理員、及其他不需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務。對於原住民族人在其他產業的參與無法促進，也不具有完整的勞動權保障。 

另一方面，學界也企圖透過教育的改革來改變現況。早期因同化政策而開啟的原住民族學生升學待遇，轉化成「族群發展導向的積極賦權行動」，除了一般性的加分政策以族語認證作為條件，鼓勵原住民族學生接觸母體文化；另一方面，透過原住民族專班的設立，培育原住民族事務的重點人才，例如法律專班、土地政策專班等等，讓原住民學生未來投入職場時，具備更多不同的專業技能，能夠有更多的就業選擇，同時也是為原住民族自治的未來做培力。

這些大大小小的政策嘗試，不論是直接的職業訓練，或是透過最基礎的教育培力來翻轉，或許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驗證成果。但回過頭來，主流社會如何建立更友善的社會環境與職場，也是亟待努力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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