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向將台灣推往小政府體制，以更類似新創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保持彈性及活力，並培養更多曾坐在桌子兩端的專業人才，要有創業精神，也需要有投資、管理經驗。
近來一篇探討台灣人口推計的評論文章，在我的同溫層裡引發熱議。許多先進探討不同的可能解決之道，最終歸納到一個結論：政府為什麼不想想辦法？
我點開文章引述的報告，發現是五年前國發會公布的研究，當時剛好我在行政院擔任青年顧問，回憶起在許多次會議中，這項議題常被提出來討論，甚至是最重要的主題。很幸運，我們都看到了這個顯而易見的核心問題，但也很不幸的是，其解決之道卻繁複無比。
現在的時空背景與七十年前已截然不同，當年除了戰後嬰兒潮的自然因素外，還有非自然因素的外來移民政體，再配合國土規畫的資源配置，導致今日被詬病的政策重北輕南。若不經過縝密的都市更新規畫，確實不大可能讓沒有富爸爸的年輕人，在台北市蛋黃區一小時通勤時間範圍內，買得起房子，間接也導致年輕夫妻不敢生育。但類似狀況同樣發生在全球大都市裡，這些問題如同古希臘的所羅門王結一樣盤根錯節，找不著解套的頭緒。
台灣往往採取速效卻不持久的補貼政策，但因為資源永遠都是有限的，所以又導致尋租者與搶不到糖吃的小孩永無止境地對抗。
過去幾年，我聽了不少政府政策規畫簡報，就我的觀察，其實不論執政黨換誰做，鼓勵生育、補貼照護等長期政策一直都在推動，但往往都被更吸睛的議題所掩蓋，也許只能說這是政府體制造成的後果。
我偏向將台灣推往小政府體制，以更類似新創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保持彈性及活力，但同時也必須培養更多曾坐在桌子兩端的專業人才，不只是要有創業的精神，也需要有投資、管理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