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由占領軍催生的日本憲法一直獲得日本民眾普遍的支持，
如今憲法第九條「非戰條款」的修正被搬上枱面，日本民眾能否接受，仍屬未定之天。
四月十一至十四日，我人在紐約，參加一場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主持的「全球經濟新政委員會」（CGET）。
我平均每年都會造訪紐約一至兩次，惟每次來到紐約，雖然可以感受到這城市的諸般活力，但我對其多年不變的巨大貧富差距總是印象深刻。這和東京恰恰形成鮮明對比。在東京，所謂極端貧窮的人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比起紐約，東京的高低所得者間的財富差距也小上許多。
以高階主管與新進員工的所得做對照，在美國這數字為八百比一，在日本則僅有十比一。當然，這並不表示日本就不存在貧富分化的問題，只能說相對美國，日本的狀況要好上許多。在日本，炫富普遍被認為是不得體的行為，這在美國卻再正常不過。
在日本，大企業的主管一般是大學畢業就直接進入公司，也就是說，他們不必然是富裕家庭出身，多數其實是中產家庭的子弟。儘管在二戰前，日本也存在如三菱、住友、三井等大型財閥家族，這些家族成員的財富大部分是由繼承所得。
然而，這些大型財閥家族在二戰後隨著美軍占領下「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工程的展開，他們繼承的財富也不再具有正當性。此外，在這段期間另一場重大的改革，是婦女投票權的全面落實。
值得留意的是，這場日本「民主工程」的占領軍推手，很多來自於美國羅斯福新政的操盤團隊。事實上，日本戰後新憲法也是由這群人所草擬。儘管當時占領軍認為日本可能會在盟軍占領結束後更改其憲法，然而令人訝異的是，戰後日本憲法卻一直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