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臺三線　你們的篳路藍縷，是我們的顛沛流離

2016年5月，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在立法院備詢時，立委黃昭順曾有段有趣的質詢：「浪漫臺三線，你要讓我知道是哪3條線？」此話一出引起社會熱議，「臺三線」頓時成了備受矚目的道路。事實上，臺三線並非三條道路，而是沿線有豐富「客家」聚落地景的一條公路。

一篇由道卡斯族青年Kaisanan Ahuan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章〈台三線上還真的有三條「線」，而且一點也不浪漫！臺灣史上的「臺三線」是如何影響平埔四次大遷徙的？〉，衍伸了對時事幽默詼諧之外的族群歷史思考。文中提到臺三線在許多路段是沿著清朝時期的「土牛紅╱藍線」，延續至日治時期的「隘勇線」所建置的，內文寫道：「也許對某些族群而言，浪漫臺三線是一個很棒的憧憬，但對平埔族群來說，卻是血淚交織的歷史痕跡。」

事實上，又被稱為「內山公路」的臺三線，並非完全與歷史上原漢邊界的「土牛紅╱藍線」及「隘勇線」疊合。更進一步地說，清朝康熙年間以降，原漢界線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隨著帝國的統治而調整，但始終沒有脫離族群邊界以及軍事的用途與象徵。到了日治時期，這些奠基於清朝，且呈現零星分散的戰備道路與產業道路持續闢建，便成了臺三線的前身──一條充滿臺灣歷史上族群消長與衝突的現場。

也許政府提出的「浪漫臺三線」，是要宣傳沿路途經16個客家庄的美麗，也就是客家族群移墾、篳路藍縷的故事。但如果視野向過去回放數百年，「浪漫臺三線」在臺灣原住民族的眼中，可就一點也不浪漫，甚至附帶了滿滿的哀愁。

土牛番界、隘勇線，這是個嚴謹的歷史步伐，也是充滿本位的族群議題。如同排灣族詩人莫那能，在批判李雙澤「美麗島」歌詞所說的名言：「你們一來篳路藍縷，我們就開始顛沛流離」。

界線的劃分　外來移民與原住民的接觸地帶

在「臺灣400年開拓史」的過程，自16世紀，來自中國大陸地區的移民不斷移入臺灣，而與原住民接觸日益頻繁，彼此之間也常常在「接觸地帶」中討生活。彼此的互動不僅僅存在著經濟生活的交易層面，更有爭取資源的武裝衝突模式。在這樣的型態下，族群間有了許多的有形與無形的「界線」，且在界線間進行各種活動。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入臺灣，採取「以番治番」的策略，綏討各社的原住民部落。在1642年與平埔族簽訂的條約中，明載「中國移民不得至山中狩獵，而原住民也不得越界狩獵」。在鄭成功取代荷蘭在臺灣的統治權後，以「屯田之制以拓番地」作為土地治理的具體作為，並在原漢雙方勢力交界的邊緣地帶，設置「土牛溝」，望樓或隘寮也是早期經常出現的「理番」設施。

自此，臺灣有了「土牛番界」的原漢界線，這些界線在工事設施構築之後，更加地具體化。由於移民不斷增多，漢人越界開墾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原漢間的衝突也日益增多。對於較為強勢的移入者而言，多存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敵視心態，因為相互不了解，加上文化習俗上的差異，原漢間的爭鬥往往多過於交流。對於原住民而言，其與外來者的接觸地帶不僅不斷變動，甚至是日益退縮。

清朝番界圖　劃界下的族群空間

1684年，臺灣正式被納入清朝版圖，漢人大舉移民來臺拓墾，並逐步侵入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原、漢對立的糾紛不斷，重大的社會動亂及抗清事件，也牽涉到生番地域。政府為了治理需求，逐步制定番界政策，以限制漢人拓墾，進而區隔原漢的活動區域。

1722年，朱一貴事件平定後的隔一年，政府鑑於在平亂過程，無法掌握沿山地區及生番情勢，便封山劃界，在漢人與原住民生活區域交界處，立界碑禁止雙方跨界。界線多以山溪等天然地形為主，但若無山、無溪，便「挑溝堆土」，自南而北共立碑54處，首度確立番界。往後自雍正到乾隆年間，清朝多次劃定生番界址，有時立石開溝，形成「土牛溝」。

進入乾隆朝後，對於漢人開墾「熟番」的土地，清朝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從原本的鼓勵開墾，轉變為護番禁墾，更有「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的族群統治策略出現。也就是說，番界的劃設，其性質由原來隔離漢人與生番的界線，轉而為成漢人、生番與熟番的族群接觸地帶。

清乾隆時期，政府的族群政策愈趨成熟，除了現在仍留存的立碑及地名等證據，也直接彰顯於帝國所測繪的輿圖上，也就是「番界圖」。乾隆年間曾為「勘定界址、禁民越墾」的政策，進行4次的清釐界外土地，並在地圖上先後以「紅、藍、紫、綠」等色畫線為界。因此乾隆時代的臺灣番界圖，依時間先後至少出現了4種類型，由於地圖繪製仍需保留原來各色的番界線，因此輿圖上的線也愈來愈多。

番界圖的組成包含地名、圖說、印記，以及圖像結構的景觀繪製、地圖符號等，呈現當時社會現況，以及移入者在界線設立的有形設施，像是隘寮、望樓等。番界圖所呈現的，不僅是漢人的移墾開發史，同時更是原住民族被迫遷移的血淚史。

從土牛番界到隘勇線

直至19世紀中葉，清政府對臺灣原住民族治理並沒有突破性的發展，仍依據土牛界線的勘定來管理。當時雖然對平地漢人有嚴禁入山的禁令，但漢人不斷地越界移民，私自屯墾的事件仍時有所聞。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影響臺灣甚鉅的歷史事件，清政府為加強統治，對界線之內的番地。採取更積極的作為。沈葆楨提出「開山撫番」，將封山禁墾的禁令逐步解除，並陸續規劃醫療、教育、農耕、招墾等積極「撫番」政策。1885年劉銘傳調任臺灣巡撫後，更是全面展開撫番工作。

此外，在乾隆時期為防範「番人為害」，因而沿土牛番界構築「隘勇」，即民間聚集地方保衛力量，自行籌組隘丁，成為一種半官民的武力形式。隨後在劉銘傳來臺治理時，成為全官隘的模式，原本的土牛番界也轉變為「隘勇線」。

隘勇制度起源自清政府對於邊疆難治之地的兩種措施：屯丁與隘防。最初的用意為在政府勢力不及之處，由已順服的熟番與地方豪紳勢力，自行處理與生番間的關係。

19世紀末完備的隘勇線，其意義不僅代表治理原住民的政策由消極轉為積極，更是一種族群空間及文化入侵的轉變。對平埔族原住民（熟番）而言，原作為漢人與熟番之間的緩衝地帶，但因為漢人不斷越界拓墾，而演變為熟番與漢人共同拓墾，而有原漢不分的情況產生──換成今天的說法，便是一種平埔族被漢化的過程。

然而，清政府在統治臺灣末期，因受到西方國家船堅砲利的進逼，無暇顧及臺灣政務，官方隘勇制度逐漸廢弛，轉由民間設立邊防。1895年，日本政府統治臺灣，全面接收清政府於各地建立的官隘勇線以及撫墾局。

日本治臺後，積極開發山地資源，擁有豐富木材、煤礦、樟腦的北部山區，便成為官方的目標。為了拓殖山地經濟產業，日本總督府擴大補助民間設立隘勇線，以加強警備措施，並將隘勇轉型成為警察直接指揮的警備系統，一方面得以深入生蕃地域的管理，一方面也防衛抗日份子進入山中。

仇恨值上升的隘勇線推進

隘勇線並非字面上的一條「線」，而是一個帶狀的準軍事防禦線。以設置在山嶺、水際等天然界線的「隘路」為主體，憑藉自然山水界線，阻斷生蕃部落間的聯繫，並以優勢武力箝制部落，達到鎮壓的目的。

有別於在臺灣中南部，或是與漢人來往較久的原住民，日本政府對於較強悍的「北蕃」泰雅族群，採取較積極的策略。為防止泰雅族人越界，日本政府改良清朝遺留下來的隘勇線，架設鐵絲網並掛上響鈴、鋁罐等警示，禁止平地人與原住民交易，迫使其歸順。

隘勇線一直是日本政府對抗原住民族的戰略主軸，早期因著重於山林資源的開發，所以隘勇線的防禦功能大於侵略功能；1902年後，隘勇完全改為官派，並制定「隘勇線設置規程」等正式管理規定，隘勇日夜駐守於線上，每2至4處隘寮由巡查駐守的「分遣所」指揮，各分遣所由警部或警部補駐守的「監督所」指揮，輔以掩堡、木柵、探照燈、地雷等現代軍事設施，以防禦生蕃，並阻絕蕃地與平地人民的接觸。而因日人架設通電鐵絲網，泰雅族人常誤觸而多有傷亡，雙方仇恨更為加深，衝突也逐漸增加。

隘勇線的推進，是泰雅族人與日本政府戰爭的肇始。清朝採取較消極的原漢隔離政策，因經濟、農墾等物質的交換過程，使「番界」的推進較為緩慢；而日本統治時期，改採積極的隘勇線推進策略。在殖民政府的意志中，「番界」所區隔的不再是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隔離，而是國家主權未能統治的區域，因此日本政府企圖以軍事武力的手段進入生蕃領地。

為反抗隘勇線推進，1907年桃園、新竹一帶的泰雅大嵙崁、馬武督等族群，結合部分漢人抗爭，也就是「大嵙崁番漢聯合抗日事件」；1908年埔里支廳泰雅族26社，也群起反抗南投的隘勇線開發；1910年起，日本政府正式展開第二次「五年理蕃計畫」，開啟以武力討伐泰雅族各社的大規模戰爭，其中最為著名的即是「李棟山事件」，由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督軍，產生激烈的對戰。

現代性的再思考　界內界外的想像

以漢人本位談及臺灣歷史時，往往只記得漢人胼手胝足的墾拓過程，這在追求現在性（Modernity）的脈絡下似乎無可厚非，而且顯得非常合理。臺灣現代性的關鍵形成時期，是在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特殊情境下產生，殖民現代性是一種繁複的歷史現場，除了17世紀大航海時代，漢人眼中的西方列強競奪世界資源的被殖民，同時也必須討論，最先生存在臺灣島上的原住民族被殖民──被西方、日本以及漢人的殖民。

從清初的土牛番界到日本統治時期的隘勇線推進之過程，除了原住民族被這道線困在山林之中、資源文化被侵奪，隘勇線的延伸，也切割了原住民族各社群彼此間的聯繫。從空間上來說，歷史上的劃線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也是殖民現代性的步驟，區隔了他者，進而散播文明進步的意識形態。

然而這也是現代性血腥及殘忍之處。當我們開心地暢談浪漫臺三線、漢人的勤勉時，有多少人還記得，這條路也代表了原住民族族顛沛流離，被外來殖民者逼迫、遷徙、同化，甚至發生戰爭衝突的歷史記憶。

參考資料

Kaisanan Ahuan，〈台三線上還真的有三條「線」，而且一點也不浪漫！台灣史上的「台三線」是如何影響平埔四次大遷徙的？〉，Mata Taiwan：https://www.matataiwan.com/2016/05/25/the-3rd-taiwan-provincial-road/，2016年。

林一宏、王惠君，〈日治時期李崠山地區理蕃設施之變遷：從隘勇線到駐在所〉，臺北：《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1期，2007年。

伊能嘉矩原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年。

鄭安晞，〈日治時期隘勇線推進與蕃界之內涵轉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50期》，2012年。

陳志豪，〈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臺北：《臺灣史研究》，第25卷第１期，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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