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結構性改革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至今，已經整整四十年了。在這四十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場飛躍，從落後停滯的計劃經濟變身為全球舉足輕重的第二經濟體，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內表現出強勁的活力。這個經濟奇蹟，是許多經濟、政治、人口與外部環境等因素共同作用所達成，全球化和人口紅利為其中兩個突出要素，但是兩次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的突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一次制度性變革來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由此走上了市場經濟的軌道，利益驅動下市場行為帶起經濟活力，奠定了中國經濟的第一輪飛躍。第二次制度性變革得益於加入WTO，中國經濟徹底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成為世界加工廠，也帶來企業盈利、居民收入上的躍進。筆者認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制度變革紅利，乃是近四十年經濟奇蹟的第一要素。

改革開放新措施的提出時間，與中美貿易糾紛重合，細節上可能也受到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不過筆者相信這次改革再出發是一盤大棋，其意義也遠遠超過在貿易糾紛上息事寧人。中國經濟正在面臨重大的轉型，產業需要升級，科技創新更臨近突破前夜；同時國際環境風雲突變，戰後建立起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必須重構，全球化大趨勢也遭遇民粹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挑戰。

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聚焦點放在制度變革和市場化上，通過激勵機制的調整刺激企業個人的積極性，通過建立經濟特區積極引進海外資金、技術。以加入WTO為契機的第二次改革開放，聚焦點放在融入國際大市場，同時通過國企改革、銀行改革確立資源的市場分配機制。這兩次改革通過機制上的改變，釋放出了制度紅利，分別令中國經濟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第一次改革為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奠定了基礎，第二次改革將中國推上了世界第二把經濟交椅。

新的一輪改革，也是著眼於體制上的突破，由此提高經濟運作效率，尋求新的制度紅利。不過與前兩次相比，這次更聚焦於高端服務業。中國的製造業，在幾十年的全球市場摸爬滾打中，競爭力以世界標準看是強的，而且這種實力正在輻射到高端製造業和科技創新能力。與製造業相比，中國服務業的競爭能力以世界標準來看並不很強。這和服務業受到政策保護缺乏外資競爭有關系，也和大型國有企業的市場壟斷有關系。開放國門降低門檻，允許外資在同等條件下競爭，對於提高中國服務業的效率、還利於消費者是一件好事。

當然，這次開放清單中不少與金融業務有關。金融業牽一髮動全身，如果處置失當可能對全社會帶來系統性風險，所以監管如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和業界變化，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跟進的課題。值得指出的是，中國開放金融業打破現有的壟斷是好事，外資進入後也有必要防範新的壟斷（無論在行業還是在產品上）。

這次改革在保護知識產權上有突出的表述和承諾。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保護知識產權上卻仍有許多路要走。有人把承諾保護知識產權和美國的壓力連在一起，其實這是中國經濟走到這個階段的必須。經濟正在迅速攀升產業鏈，科技含量大幅提高，科技創新的發展一日千里，中國在不少領域所獲得的專利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了，這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未來立足於世界之林的底氣。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企業的科技投入便難成規模，科技成果便得不到應有的回報，筆者看來這是涉及國本、國運的重大制度性安排，也是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後水到渠成的政策轉變。

對於改革再出發，筆者舉雙手贊成。不過也必須看到，這次推出的許多政策措施，其實都不是第一次提出，部分甚至在2001年底加入WTO的協議清單中就已經出現過了。改革不在於講什麽，而在於做什麽、怎麽做。推進改革勢必觸及既得利益，決策層既需要有極大的政治勇氣去貫徹執行，也需要有政治智慧將利益、機制與目標撮合到一起，更需要在國內外困難多變的環境下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當今世界普遍面臨著過去的秩序、機制出現了問題，需要通過改革重構新的秩序。全球金融危機在提醒我們，極端政治勢力冒起也在提醒我們，這個世界需要“change”，需要改革。一批又一批的政客在改革的旗號下上台，但是真正的改革措施並不多，成功的更少，雷聲大雨點小是普遍現象。誰能在改革上邁出堅實的步伐，誰就在未來的世界中捕捉到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