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義的貨幣環境正常化，其實遙遙無期。在QE肆虐的大環境下，金融資產價格、生活成本的上升都超過工資上升，打工仔要靠工資過活，越來越難。
全世界有一五四二名身家逾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據瑞銀及資誠調查，這批人去年財富增加近兩成，身價合計達六兆美元，相當於法國、英國和義大利GDP總和。
QE的最大受惠者，就是這幫富人。自從八○年代公司期權盛行、房價直線上升以來，全球貧富差距迅速拉大，打工仔的收入增加遠遠落後於有股權、有房產的富有一群。這是經濟全球化、資本市場化的副作用之一。資產價格惡性膨脹，最終帶來了二○○八年金融危機。
為制止金融危機惡性蔓延，各國央行祭出了QE，危機迄今接近十載，無論從信心還是增長，經濟早已步出了危機狀態，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卻成了常態。
央行們膽敢一直滯留在超寬鬆的貨幣環境，一個重要理由是未見通脹，不少國家甚至面臨通縮壓力。金融危機後，銀行的金融仲介功能弱化，資金滯留在金融市場炒作，實體經濟受益有限，CPI通脹不興其實不難理解。不過，金融資產通脹卻早已出現，從估值水準看一些領域，稱其惡性通脹也不誇張。但是貨幣當局對資產價格的飆升視若無睹，執意把消費物價拉起來，不達目的不甘休。
金融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式的上漲，當然有代價。首先，刺激資金棄實業投資重市場炒作，美國公司熱中回購股票，中國企業大肆涉足房地產。其次，推高房價、租金成本，威脅民生，窒息創新企業。再者，將資產價格越推越高，為下一輪危機埋下禍端。央行關注CPI，就是因為過高的物價會使得經濟發展不可持續；資產價格飆升，也會帶來同樣的風險，決策者們卻選擇視而不見。
以美國選擇下一任聯儲主席的標準看，以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的最新言談看，決策者並沒有改弦更張的覺悟和勇氣，等增長進入下行週期，擔大旗的逆週期政策恐怕還是QE。
在一個改革闕如、QE肆虐的大環境下，金融資產價格的上升會遠超過工資上升，生活成本的上升也會超過工資上升，電子商務的崛起更壓縮了傳統企業的加價空間，也就壓縮打工仔的漲工資空間。這個年代，如果打工仔手中沒有一點資產，靠工資或存款過活，日子可能會越過越難。
（本專欄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