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現場》流亡57年 他完美詮釋宗教與民主 達賴：如何轉世 「我的老闆」說了算！

時間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逃難途中，借住小廟，十三歲的阿里仁波切（對藏傳佛教上師的尊稱）蹦蹦跳跳地跑上樓，看見大他十一歲的兄長憂愁地站在窗前。沉默一陣後，哥哥突然喚了弟弟的小名，語重心長地說：「秋杰，我們現在是難民了。」

二○一六年六月，在印度北邊的達蘭薩拉，半世紀前流亡的二十四歲青年，此刻就坐在我對面，八十一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中格魯派轉世傳承的領袖），作為本世紀最知名、聲望最高的難民，他硬是將流亡的邊緣處境，扭轉成全球焦點。

接受《報導者》專訪過程中，問他五十七年前剛到印度時，最不能適應的是什麼？他說：「首先是我的胃。」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三年前第一次採訪他時，也聽過一個笑話，剛流亡時，達賴喇嘛和官員們都不會講英文或印度文，「我們當時有個翻譯，他的一隻眼睛看不見，我們時常要牽著他。有個噶倫（官員）說我們一定要學語言，要不然都要靠一個獨眼龍。」講這段話時，達賴喇嘛笑得不能控制自己，身體前後劇烈搖擺，聽者很難不被他的情緒感染，於是感覺，流亡似乎沒有那麼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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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不單向接受救助  讓藏人參與修路 爭取西藏學校

笑聲後頭的，是二十四歲青年身後，數萬名陸續逃出的藏人，流亡之初，一無所有。

一味接受救助，達賴喇嘛覺得是不道德的，他主動建議讓藏人到中印邊界的高山上修築公路，艱苦的體力活，一天的工資只不過一盧比，買了米就所剩無幾。辛苦雖辛苦，卻能往涼爽山區去，止住藏人下到炎熱平地，因水土不服的高死亡率。

達賴喇嘛獨獨向尼赫魯（當時印度總理）要了一樣東西：教育，要求設立能傳承藏人的語言文化，也傳授現代知識的西藏學校。並在藏人定居點建立寺院，「今年，有很多女尼要接受最終的佛學考試，在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學習之後，成為格西（佛學博士）。在西藏歷史上第一次有女尼取得格西學位，有一些朋友視我為女性主義的達賴喇嘛。」他招牌式的慧黠笑容閃現，接著說，「在五十年之後，我想西藏難民是最成功的難民社群。」

早在二十四歲那年，達賴喇嘛就在西藏三大寺高僧的圍觀下，通過格西學位考試的答辯。格西的養成，大約需要二十年。慢著，他不是才二十四歲，難道四歲就開始學習？

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在回憶錄中提起弟弟五歲進入布達拉宮的生活，「即使對一個這麼年幼的小孩，達賴喇嘛的訓練都非常嚴苛，每天六點他就要起床，念經、祈禱、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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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進入布達拉宮  只能透過望遠鏡 一窺外面世界

嘉樂頓珠當時九歲，隨同父母來到拉薩，住在布達拉宮附近，從平凡的農家，一下翻轉成貴族。雄偉的布達拉宮覆蓋整座山頭，宮中僕役眾多，光是廚子就有四十個。嘉樂頓珠卻說：「那不是一個舒服的住所，沒有電力，空氣中瀰漫著腐臭味，放食物的地方有上千隻老鼠肆虐，冬天沒有暖氣。那地方讓我害怕，如果我被選擇成為達賴喇嘛，我想我會逃走，在家裡，至少我們有暖爐。」

九歲的哥哥，都忍不住想逃走的地方，五歲的弟弟，被迫要和父母分離，獨自和年老的僕役住在冰冷宮中。餵他吃飯的僕役，臉上有顆突出的瘤，男孩會爬到僕役身上吸那顆瘤，像吸母親的奶一樣。達賴喇嘛的中文祕書長才嘉說，「達賴喇嘛常把這件事當笑話講。」

在自傳裡，達賴喇嘛只輕描淡寫一句：「就算布達拉宮是我的監獄，那也是個又寬敞又奇妙的監獄。」在監獄裡，他的房間位於最頂層，只要宗教課程一結束，他就會衝上屋頂，帶著望遠鏡，往下看和他年齡相近的孩子正在上學；看到要被牽去屠宰的牛羊，他會不忍心地將牠們全部買下放生；也看不遠處正在服勞役的囚犯，那是另一種人間的監獄，對這些地位、處境與他天差地遠的罪人，達賴喇嘛說：「我把他們視為朋友，關切他們的一舉一動。」

家人一個半月進宮相聚一次，即使是和家人相處的時候，嘉樂頓珠都說：「達賴喇嘛沒有任何私人生活。」達賴喇嘛逐漸長成青年時，和家人聊的永遠都是西藏的事務與未來。他不只是個宗教領袖，到了十八歲，他就要接下政治責任。然而當時西藏人所認知的「政治」，只是內政，沒有外交。山那麼高，氧氣稀薄不宜人居，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隆隆炮聲，都不曾傳進來。
 

即位，提前步上政治路  毫無經驗的少年 領導藏人61年

這一世達賴喇嘛沒有想到的是，他所要面對的「政治」，是解放軍的侵略、是國際政治下的一顆棋子。他也沒想到，在十五歲那年，距離親政還有三年，外面的世界就逼近到眼前。

一九四八年，西藏東部被解放軍攻陷，五○年，中國宣稱和平解放西藏，兩萬共軍進入拉薩，達賴喇嘛在眾大臣的請求下，正式即位，他孤孤單單地被推了出去，走上詭譎莫測的政治舞台。達賴喇嘛曾說：「我對世界一無所知，毫無政治經驗，不過我年齡已經大到足以明白自己的無知。」

對政治一無所知的少年，十五歲接下重擔，直到二○一一年，達賴喇嘛七十六歲時，流亡藏人選出新任司政──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洛桑森格，親政六十一年的達賴喇嘛才交棒卸任，他對我們說：「一一年當我完全從政壇退休時，也終結了四百年來政教合一的傳統，這是我自願的，很驕傲也很高興地終結了，未來達賴喇嘛與政治事務不再相關。」

身為達賴喇嘛，真的能退休嗎？接受我們採訪後，他隨即訪美，見了即將卸任的總統歐巴馬。即使是權力頂峰如歐巴馬，都不可能只把他當成一位高僧來見，何時見？如何見？都充滿政治考量。而在總統蔡英文上台後，改朝換代的台灣，我們問達賴喇嘛什麼時候要來？他答：「我總是說，我永遠都準備好了，我愛台灣人民，這座小島非常美麗，但這完全取決於台灣政府，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不只是台灣，對任何其他國家都是，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

不碰政治的話，禁忌會不會少一點？○七年，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頒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 ，既然有管理辦法，就由不得活佛自己說了算。
 

轉世，民主與宗教交融  達賴：不是我或中國政府能決定

達賴喇嘛說：「有時候我覺得，關於達賴喇嘛轉世是否延續，我完全都不在乎了！但是北京的強硬派比我更在乎。有時候我會開玩笑說，為了表示對達賴喇嘛轉世的重視，他們也應該接受轉世的理論，首先他們應該找出毛澤東的轉世、鄧小平的轉世，然後才可以置喙達賴喇嘛的轉世；否則，相當好笑。」

戲謔過後，接著他又一本正經地說起之前的轉世，「在我的夢裡，我和第五世及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有連結，他們安排了我，所以我完成我的責任。下一個達賴喇嘛的轉世其實不關我的事（not my business），是由我的老闆們做主，那是神祕的層次。」

我的老闆，my boss，達賴喇嘛用了這個現代詞彙，而不是造物主或神靈。他的新潮又帶著我們馳騁到外太空，「我們不能只考慮這個世界，我的轉世也可能在其他的星球、銀河。可能幾十億年後一個大爆炸（big bang），整個宇宙消失，我就必須去別的地方。我希望轉世在有較多苦難的地方，而不是淨土，或者我轉世為一個戰士。」語畢，穿梭於星際時空中的旅人，再度爽朗大笑。

我問：「中國說，轉不ㄈ轉世不是你說了算，你怎麼看？」他說：「就某方面來看，這是對的，要由人民來決定，不是我說了算。當然，也不是中國政府說了算。」

達賴喇嘛一方面說轉世是決定於天上的boss，另一方面又說要與人民討論。不過在民主體制中，人民的確也是boss，是統治者的boss。兩種boss的結合，正是民主制度和宗教神祕主義的交融，看似矛盾，卻可以完美共存於達賴喇嘛一身。
 

大排長龍的藏人與各國人士（上圖），都以最崇敬的心情渴望見到達賴喇嘛（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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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變，沒有達賴的西藏  班禪遭羞辱 坐牢還被迫還俗

出西藏前，曾經有中國官員警告他，「雪山獅子雖然在雪山上是獅子，但是到了平地，會變成一條狗。」多年後他是這麼回應的：「五十年過去了，我沒有變成狗，雪獅反而比在西藏時更有名望。」達賴喇嘛說對了，雪山獅子到平地，不但是獅子，還是一隻加上翅膀、迎向世界的飛天獅。

小達賴喇嘛三歲、彼此有微妙競爭關係的第十世班禪喇嘛（藏傳佛教格魯派中另一個轉世傳承的領袖），是中國長年拉攏，用來制衡達賴喇嘛的一張好牌。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走，在西藏日喀則的班禪喇嘛，自然留下了。

繼續留在雪山的，不但沒有當成雄獅，處境反而變得比狗還不如。一九六二年，班禪喇嘛上七萬言書給總理周恩來，洋洋灑灑提出共產黨不當的政策對藏人造成傷害。

上書隔年，班禪喇嘛遭到軟禁。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班禪喇嘛更大的劫厄來了，紅衛兵將他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最汙辱人的還不只如此，動手的還有班禪喇嘛的宗派中，夙有名望的高僧，對他拳打腳踢。此後班禪喇嘛單獨監禁逾十年，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才出獄。

出走的達賴喇嘛，是月球亮面，世界看到的總是這一面；留下來的班禪喇嘛，則是月球的暗面。看到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更要看到班禪喇嘛在鐵幕後的掙扎。出獄後班禪喇嘛回不了西藏，在北京娶妻生女，大口吃肉，體形發福，還開公司，徹底墮入俗世，一度不為人諒解，被冠上「胖商人」的輕蔑名稱。

返藏，曾露一線曙光  卻因班禪離世、得諾貝爾獎破滅

進入八○年代，中國由胡耀邦、趙紫陽開明派執政。八○年胡耀邦訪問西藏，被其貧窮凋敝嚇到，回來後就大刀闊斧改革。班禪喇嘛也獲得平反，他在八二年終於踏上歸鄉路。他發揮影響力，盡可能重建西藏的語言、文化以及宗教。

同樣在八○年代，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在印度篳路藍縷了二十多年，也嘗試和北京接觸。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妹妹杰桑佩瑪都曾率團前往中國考察。八○年，杰桑佩瑪和班禪喇嘛在北京會面，班禪喇嘛要杰桑佩瑪帶個口信給達賴喇嘛：「局勢正在好轉。」

五九年三月，逃亡的第二天，達賴喇嘛就寫了一封親筆信給班禪喇嘛，說由於發生突發事件，必須離開拉薩，希望班禪喇嘛能繼續維持西藏的政教福祉。班禪喇嘛本來只是單純的宗教領袖，在信中，達賴喇嘛把西藏境內的政教責任讓渡出去。

喜馬拉雅山隔開的兩個轉世活佛，一個在監牢裡九死一生，一個在荒地艱難扎根。二十一年後，班禪喇嘛才回了口信：「局勢正在好轉。」這也許是自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兩個人又再度要交會的時刻。

在外的達賴喇嘛，繼續爭取國際支持；在內的班禪喇嘛，運用經商的盈餘，在西藏重建藏語學校。八九年，班禪喇嘛回到日喀則，重建文革中被摧毀殆盡的札什倫布寺。衣錦還鄉，卻心肌梗塞過世，但被毒殺而非自然死亡的傳聞，始終沸沸揚揚。

好不容易即將合流的兩條河流，在八九年，又就此岔開。三月，拉薩又有示威活動，因而戒嚴；六月四日，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開明派的胡耀邦、趙紫陽先後被鬥倒，西藏的改革政策，也就此終止。同年十月，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雖提高了國際間的聲望，然而與中國的關係更劍拔弩張，回不去了。

八九年，是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回家的路好不容易拉近，又再度盪遠的一個年分。

紛擾，西藏問題仍無解  關於歸鄉 只能用平常心看待

每個時代都有難民議題，對於近來的歐洲難民潮，達賴喇嘛下了一個不太政治正確的評斷：「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家的人民，不能在歐洲重新生根，是不切實際的。」他補充：「應該提供他們暫時的庇護，給兒童良好的教育，當他們的國家實現和平時，他們就準備好重建。我想這是最終的方案，沒有和平，就沒有希望。」

我問達賴喇嘛，在夢裡，他是否夢過家鄉？他並沒正面回答，話題又扯開了。我想起他書中的一個片段，他小時候喜歡去羅布林卡餵魚，他說：「魚兒聽到我的腳步聲，會浮上來期待餵食……。想到這些魚，我真想知道，當牠們聽到中國士兵的靴子聲，是否也會不明智地浮上來；倘若如此，這些魚兒想必已被吃掉了。」

西藏問題又拖過千禧年，直到現在，仍無解方。二○○八年在拉薩再度發生抗暴，以及從○九年開始在西藏境內上百名藏人自焚。坐在我對面，八十一年前降生於人間，乘願再來的文殊或觀音菩薩，似乎也鞭長莫及，只能聳肩地說：「就這樣。」他輕淺一笑，接著說，「這是一種魔術，佛教裡有一種說法，世界如魔幻般，變化莫測。」

西藏流亡政府位於印度北部山城達蘭薩拉，在達賴喇嘛多年的帶領下，已成為最成功的難民社群。

流亡藏人仍只能在異鄉自力更生，回家的路，還很漫長。

達賴喇嘛（左）、班禪喇嘛（右）曾經同赴北京，其後卻面臨不同人生命運。（圖／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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